摘 要：蔡邕为通才大家，亦以辞赋名世。作为东观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者，蔡邕的辞赋创作在内容与艺术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他在内容题材上的开拓，更是直接推动了建安及其以后辞赋的发展。

　　关键词：蔡邕;辞赋;思想内容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今河南杞县)，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大家。史载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尉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太尉马日磾谓其为“旷世逸才”。(范晔《后汉书》本传)其学无所不窥，著述颇丰。范晔《后汉书》本传载：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知至范蔚宗世，除史作外，大多见存，其中颇可窥见蔡邕撰述之丰，惜后世多不存。考其著作，以诗赋碑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后世“张蔡”连称，将其与张衡并列，以二人同为辞赋大家。[1]

　　现存赋作，明张溥《蔡中郎集》收十四篇，其后清严可均《全后汉文》搜罗整理收十八篇，四部备要本《蔡中郎集》亦收十八篇。这十八篇赋作多为残篇，惟《释诲》、《述行赋》、《青衣赋》三篇完整。[2] 虽蔡赋多为残篇剩句，“但从这些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蔡赋的基本倾向”，[3]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较为清晰地透露出汉末赋风潜变的消息。现存的十八篇赋作，虽大多为残篇剩句，但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显示出独特的风貌。本文旨在通过对其辞赋思想内容方面的剖析，从而较为准确地把握蔡邕的辞赋创作，并在作出公允评价的同时，进而阐明其在辞赋发展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一、题材扩大、内容创新

　　蔡邕现存的十八篇赋作，其题材内容涉及面较广，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史》分为述志纪行、爱情婚姻及咏物写景三类。仔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言志：《释诲》、《九惟文》、《吊屈原文》[4]、《伤故栗赋》;②述行：《述行赋》;③爱情婚姻：《青衣赋》、《检逸赋》、《协和婚赋》;④山水景物：《汉津赋》、《霖雨赋》;⑤咏物：《笔赋》、《团扇赋》、《玄表赋》、《蝉赋》;⑥人物：《短人赋》、《瞽师赋》;⑦乐舞游戏：《琴赋》、《弹棊赋》。

　　可以看出，蔡邕的辞赋创作已经开始突破汉大赋狭小的宫庭颂圣、讽谏等重大社会政治题材而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故马积高先生以为：“在汉代赋家中，大概没有第二个人的赋的题材有这样的广了。”[5]道家珍视个体生命、关爱人生、崇尚自然真情等思想的介入，更使得日常生活日益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其赋作与东汉前中期相比，题材内容均展示出崭新的风貌。蔡邕的辞赋，有着对前代题材的继承，如言志、纪行赋，而尤为引人注目者则是新的题材内容之开拓创新。在这方面，尤以爱情婚姻、咏物、乐舞游戏之作成就最高。

　　《青衣赋》、《检逸赋》、《协和婚赋》堪称辞赋发展史上爱情婚姻题材的代表之作。这类题材的源头，上可追溯到先秦。《诗经·国风》中就有不少描绘爱情婚姻生活的篇章。最早以赋的形式表现情爱题材的，当为宋玉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诸赋。但这几篇赋，当是承《离骚》“香草美人”比兴寄托而来，不是纯粹的爱情作品。降及西汉，司马相如有《美人赋》，但赋作却是借“东邻女子”与“上宫闲馆之女”情爱的主动热烈，借以反衬正人君子“坐怀不乱”的美德。究其主旨，乃是以否定男女之情而为设立礼教之大防服务的，算不上真正的爱情作品。自相如《美人赋》后，至东汉中叶，此类赋作几成绝响，反映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观念以及经学“节情”、“防欲”礼义规范对文学的桎梏。这一局面，随着东汉中期张衡的《定情赋》以及《同声歌》的出现而获得突破。《定情赋》今已不全。此赋公然以“情”名篇，首以“夫何妖女之淑丽”提起，描写女主人公美丽的姿容，而“思在面而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两句，表现了辞人对意中人真诚的爱慕与思念。其想象奇特、语气之大胆，实开中国古代爱情赋作先河。蔡邕承张衡创作之余绪，成《检逸赋》(又称《静情赋》)、《青衣赋》、《协和婚赋》佳作三篇，不能不说是辞赋史上的新发展。《检逸赋》模仿张衡《定情赋》痕迹较重，惜为残篇，已难窥全貌。而《青衣赋》则完全可视为蔡邕的独抒心机之作。赋作表现出对美的礼赞、爱的追慕。赋中尤引人注目者，乃是对青衣的刻苦思念，其“思尔念尔，惄焉且饥”的情感宣泄，真实地展现了有情人未能聚首的痛苦，颇为感人。“它正好从反面证明蔡邕也是一个敢于打破陈规的有血性的人，是一个比较有进步思想的人。”[6]据赋中“感昔郑季，平阳是私”、“故因锡国，历尔邦畿”句来看，学者以为，此赋当作于作者建宁三年出仕之后，可能在熹平七年出补河平长之时。[7]若真如此，当是蔡邕一段真实情感经历的写照，故颇为真实感人。魏晋以降，相关题材的赋作大量涌现，如曹丕的《洛神赋》、《出妇赋》，王粲的《神女赋》、《寡妇赋》、《出妇赋》，曹植的《感婚赋》、《洛神赋》、《出妇赋》等。学者以为“这是时代使然，但蔡邕开启之功也不可埋没。”[8]

　　蔡邕还拓展了爱情的表现领域，将之延伸到夫妻婚姻生活的表现。《协和婚赋》即为此类佳作。赋开篇以“惟情性之至好，欢莫伟乎夫妇”领起，申诉男女婚姻之大义，次及“良辰既至，婚礼已举”，极言婚礼之祥和热烈。又以“丽女盛饰、晔如春华”领起，从远近动静等各个方面展示了新妇之艳丽。其后又转入洞房好合，“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蒻和软，菌褥调良”描写已颇为大胆，而“粉黛施落，发乱钗脱”已足见蔡邕超越世俗的叛逆情性。其对情爱描写之大胆直露，在两汉赋中极为罕见。

　　蔡邕在辞赋题材开拓上的贡献，还表现在咏物赋的大量创作上。咏物赋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橘颂》，其作托物言志，颇具情志。西汉初叶贾谊《鵩鸟赋》、孔臧《杨柳赋》、《鸮赋》等赋亦颇富情采。其后王褒《洞箫赋》、傅毅《琴赋》、班固《竹扇赋》皆偏于客观描摹乃至颂圣懿德，咏物赋被纳入修善立德、颂圣、讽谏的政教范畴。惟扬雄《酒赋》颇有新意，多所寄托。东汉中期后，政教束缚的逐渐解除，咏物赋开始获得新的生机。张衡遥承楚骚精神，于咏物之中多有寄托，显示出情感化发展的方向。其后，朱穆之《郁金赋》、赵壹之《穷鸟赋》皆多所寄托。而蔡邕现存《笔赋》、《团扇赋》、《玄表赋》、《蝉赋》、《伤故栗赋》，数量之多、涉物之广，汉末几无人能及。总体来看，蔡邕此类赋作虽皆为残篇断句，但明显表现出与傅、班诸人不同风貌而接近张衡，借物以抒情言志成为赋作表现的中心。蔡邕之后，祢衡、阮瑀有《鹦鹉赋》、杨修有《孔雀赋》、王粲有《柳赋》、《白鹤赋》、《鹖赋》、《莺赋》，曹植有《蝉赋》、《蝙蝠赋》等赋，皆借物抒情写志，多所寄托。“这些作品已不是一般的咏物赋，而是高度形象化的咏物抒情赋或讽刺小赋了。”[9] 其中尤以祢衡《鹦鹉赋》、曹植《蝙蝠赋》等成就较高。从张衡到建安，蔡邕在咏物赋作的发展中无疑应占重要一席。

　　汉末政治的衰颓，促使士人日益与政治事功疏离。道家思想关爱生命、珍视个体的特质，又使得汉末士人在绝意事功之际开始了享受人生、重视人伦日常生活的情趣转变。上述爱情婚姻及咏物题材的急增，无疑可视为此种思想情趣下的时代产物。而乐舞、游戏之作的涌现，则更体现出文人对自身生活的关注与重视，文学在东汉前中叶一度中断的娱乐功能重新得到强调。这类题材，蔡邕有《琴赋》、《弹棊赋》，而“短人”和“瞽师”由于与特定的娱乐场合有关，亦可归入此类。蔡邕“才通情侈”，[10]《琴赋》、《弹棊赋》当不但出于生活的点滴，还是其才子文人性情的外化展现。《短人赋》乃游戏俳谐之作，其赋作不在状写侏儒之残疾，而在于表现短人“嘩啧怒语”的滑稽形态予人的乐趣。“经学深奥”的蔡邕不忌所谓“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圣训，体现出汉末儒学式微下人性的复苏与张扬。

　　另外，蔡邕的《汉津赋》“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完整地描绘祖国大江大河的赋篇。”[11]《汉津赋》以汉水为描写对象，勾画出 “浩浩大川”“洪涛涌而沸腾“的宏伟气势，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礼赞。古人云“智者乐水”，其中也颇可看出蔡邕的人生趣向。

　　客观地考察蔡邕的辞赋创作，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一个对辞赋题材内容颇有继承开拓的作家。同类题材，他遥承前人，在继承中追求超越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开创了一系列新的题材，如婚姻、俳谐等。且许多题材甚至题目，都成为其后赋家模仿的对象。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指出：“在蔡邕前后，包括建安时期，赋的题材多样化了……”[12]这一认识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二、抒情言志、剖写心灵

　　蔡邕的《述行赋》是历代注意较多的篇章。这篇作品仿效刘歆《遂初》，班彪《北征》、班昭《东征》等纪行赋的写法，多因地怀古、咏史讽今。此篇在沿袭中颇有新意，表现在抒情性的大为增强，情感浓郁、批判犀利。赋开篇便言“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塗屯邅其蹇连兮，潦汙滞而为灾。乘马蟠而不进兮，心郁伊而愤思”，勾勒出一副淫雨霏霏、我马玄黄、触目凄凉的景象。“心郁伊而愤思”不仅与序文“心愤此事”照应，且成为一篇之旨。作者因地抒慨，尽情地抒发了深沉的忧思：

　　……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曀曀而不阳。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逸兮，唁襄王于壇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懆。操方舟而逆湍流兮，浮清波以横迈。……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割。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途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伫淹留以侯霁兮，感忧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

　　在这里，辞人运用“哀”、“忿”、“唁”、“悲、“懆”、“愍”、“疾”、“壮”、“义”、“感“等动词，多方位、多层面地抒发了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在这里，有对时政的忧虑，对奸佞的嫉恶、对民生的哀闵，对志士的礼赞。“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清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侵急。” 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揭露了苦乐不均、佞臣弄权、忠良受屈的黑暗社会现实。其揭露之深刻、批判之大胆、倾向之鲜明、情感之浓郁，非此前纪行赋作之婉而多讽、匡谏补拙所能比拟，惟稍后赵壹之《刺世疾邪赋》可以当之。又赋作屡言“遘淫雨之经时”、“雨濛濛而渐唐”、“集零雨之溱溱”，濛濛秋雨作为意象在赋中反复出现，更是烘托渲染了深沉的忧思与难言的悲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青衣赋》、《检逸赋》、《协和婚赋》寄托并表达了蔡邕对世俗情感的肯定与向往。在《青衣赋》中，他由衷地表达了对美的礼赞、爱的追慕：

　　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蝤蛴。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袖丹裳，蹑蹈丝扉。盘跚 蹀，坐起低昂。和畅善笑，动扬朱唇。都冶娬媚，卓跞多姿。精慧小心，趋事如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伊何尔命，在此贱微。……

　　辞人用工笔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位端庄秀美的青衣女婢。在极尽赞美“青衣”姿容之美的同时，又刻画了其“《关睢》之洁，不陷邪非”的心灵之美，实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和谐统一。而这种美的礼赞、爱的追慕更因双方地位的差异而终不可凑泊，从而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激切：

　　饬驾趣严，将舍尔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沟侧，嗷嗷青衣。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条风狎躐，吹子床帷。河上消摇，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

　　如果说，在赋的前一部分中，“我”还存在着门第等级的顾虑，表现得较为冷静、理智的话，那么，在此部分中，情感已完全将“我”淹没。其四言句式，急促有力，宛若一首小诗，形象地表现了“我”对“青衣”不可遏抑的追慕与思念。情感之浓烈，表情之直露，较之《关睢》“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末辞赋抒情化的发展，还鲜明地体现于咏物赋作中。相较于东汉前中叶的咏物赋，汉未咏物赋的抒情性大为增强并最终奠定了古代咏物之作“托物言志”的抒情传统。《伤故栗赋》乃为有感于蔡氏祠前栗树夭折而作。赋中“何根基之丰美兮，将蕃炽以悠长。适祸贼之灾人兮，嗟夭折以摧伤”，联系其多舛的一生，不能不说乃是在借栗以自伤。若再联系汉末时事之颠沛，其蕴含当更为深广。《蝉赋》言“白露凄其夜降，秋风肃以晨兴”，已兆肃杀秋情，极易使人联想到蔡邕如履薄冰、饱受摧残的人生境遇。在这些咏物赋作中，虽不乏对事物的客观描绘，但主观情感的时时渗透与抒发，不能不说是辞赋注意的重心。

　　综观蔡邕的辞赋，不论爱情婚姻之作，还是咏物写景之作，都在情感的抒发中，展示出其至真至纯的心灵世界，也昭示着文人试图挣脱政教桎梏对个体生命以及自然真情的重视与珍惜。祝尧《古赋辨体·卷五》以为“盖西汉之赋，其辞工于楚骚;东汉之赋，其辞(原本缺‘辞’，今补)又工于西汉;以致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则情愈短而味愈浅;味愈浅而体愈下。”但客观地分析蔡邕的辞赋创作，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遥承先秦、近踪张衡而下启建安。

　　三、由雅趋俗、流连趣味

　　汉赋自产生之日起，基本上就以庙堂文学的姿态服务于统治者。其不论“润色鸿业”，还是“泄导人情”，都显得颇为谨饬堂皇。西汉中叶后经学正统思想的渗入，尤使其渐趋典雅、醇正。汉末政治的衰颓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控制的松驰，使得汉赋开始走下庙堂、进入世俗人间。汉赋在内容题材上出现巨变，不仅抒情性大为增强，也促使世俗化、趣味化的生活实际开始进入辞赋的表现视野。

　　汉末世风“浮华”，世俗化的娱乐与情趣成为文人颇为醉心的生活方式。大师如马融，在体味“生贵于天下”之后，“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的举措已足为放诞疏狂。[13]而马融生徒遍及天下，此种生活方式未必不会影响所及。而其后愈见惨烈的动荡时局，更加助长了人生短促，际遇偃蹇而后的及时享乐风气。“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即为当时士人心态的明白表露。弥漫于整个汉未社会的享乐风气，使得游谈宴饮，“狎池苑”、“叙酣宴”成为士人普遍风行的生活方式。史载蔡邕晚年“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14]，他在《与袁公书》颇道游谈之乐：“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正是这种“乐在其中”的感受，使得游谈宴饮以及由此连类而及的世俗生活成为汉末文人重要的创作题材。现存蔡邕《琴赋》虽为残篇，然状弹琴之妙颇尽形容。《弹棊赋》畅言弹棊博奕之乐，并在赋中自陈“因嬉戏以肆业，讬欢娱以讲事”，强调的正是琴棋诸艺作为“才之小者”，褪去“匡国理政”的事功色彩后的嬉戏之乐、欢娱之情。

　　最能显示辞赋世俗化创作倾向的，无过于此期俳谐体赋作。早在西汉，王褒《僮约》、《责须髯奴辞》已兆其端。延至桓、灵之际，此类赋作呈勃兴之势。史载鸿都门士，“喜陈方俗闾里小事”，蔡邕亦言其“连偶俗语，有类俳优”。“诸生竞利，作者鼎沸”，[15]蔡邕在上疏中无意透露出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世俗化的文学创作当是何等热闹。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尽管蔡邕力抵鸿都门学，“但是他并不一般性的拒斥才艺，尤其不拒绝才艺之用于个人心性的陶冶。”[16]蔡邕《短人赋》正是“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的俳谐之作。其作有感于“短人”“嘩啧怒语，与人相距。矇眛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恣口”的奇特声貌。其赋“短人”形象 ：

　　雄荆鸡兮骛鸊鹈，鹘鸠鶵兮鹑鷃雌.冠带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

　　热地蝗兮芦即且，茧虫涌兮蚕蠕须，视短人兮形若斯。

　　木门阃兮梁上柱，敝凿头兮断柯斧. 鞞鞜鼓兮补履朴，脱椎枘兮擣衣杵 ，视短人兮形若许。

　　此段虽诘屈聱牙，然妙喻层出，状“短人”之形惟妙惟肖。依笔者看来，蔡邕之赋短人,其间虽不无讥嘲，[17]但主要应为游戏之作，实无深意。学者以之为“卑下的赋作”，当值得商榷。[18]汉末“狎池苑”、“叙酣宴”的浮华世风，颇为后世所诟病。一面是时政衰败，一面却是纵情游乐，确实显得难相凑泊。但就当时而言，追求享乐、恣意放诞，尽管难免与大义乖违，但士人在疏狂放诞的极端姿态中，体现出来的对传统价值规范的背叛，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乃至个性的张扬，未始不是对时代突破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此期的俳谐赋作，我们应当承认其在辞赋发展史上的意义。

　　综上述，汉末时代鼎革之际，蔡邕的辞赋创作，不仅内容题材上出现重大拓展，促进了其后的辞赋发展。更重要的是他对爱情婚姻、歌舞游戏等日常生活的关注，不仅拓展了辞赋的表现空间，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 曹丕《典论。论文》载：“如(王)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干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文选 文赋》注引臧荣许绪《晋书》亦言陆机“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

　　[2] 马积高《赋史》以为上述三篇与《短人赋》共四篇为完篇。今案：《初学记》卷九十九“蔡赋巴马”条，载“巴巅马兮柙下狗”句，有阙文，当为残篇。

　　[3] 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97页。

　　[4] 《九惟文》实乃继《九怀》、《九叹》、《九思》、《九愍》等而来，为抒情言志之赋。《吊屈原文》亦为此类，如贾谊《吊屈原文》亦作《吊屈原赋》。

　　[5]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6] 同上，第133页。

　　[7] 俞纪东《蔡邕〈青衣赋〉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8] 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39页。

　　[9]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10]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将马融与蔡邕合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籍梁怀董，名浇身毁。”考邕一生，也实与马融一样“才通情侈”。

　　[11] 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31页。

　　[12] 稻畑耕一郎《赋的小品化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13]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1972页。

　　[14] 《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岳麓书社，1990年，第479页。

　　[15]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1996页。

　　[16] 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93页。

　　[17] 《短人赋》言侏儒短人：“出自外域，戎狄别种”，流露出对短人的鄙视。

　　[18] 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