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三百闾”是我国历史上官妓的开端，也是颇具争议的邦国行为。在这一邦国行为的背后，是齐国管桓统治的开放主义法制思想。“女闾”的设立，事实上是管仲“王霸”之路上的重要一步，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意义深远的影响了齐国的综合国力，对齐国“一匡天下”帮助是显著的。因此，作者对普世意义上有悖法理和法律伦理行为进行研究，以祈将管仲超越时代局限的开放主义思想解读，并以示当下。

　　关键词：临淄三百闾 管仲 法制思想 临淄

　　绪论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群雄逐鹿，而“有周以来，齐立国最早，灭国最晚，存国最久” ，“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齐国国都临淄城的繁荣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2]，又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3]

　　齐国的霸主地位是管仲为相时奠定的，其后辅臣晏婴等人均为管子学派门生，对管仲的法制理念得以继承和延伸，因此，齐之繁荣应归功于管仲，“桓公九合诸侯”又“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而《论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对管仲法制思想尤其是其开放思维的研读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理论点基于记录管仲言论与法令行为的古籍《管子》，宋代叶适“《管子》非一人之笔，非一时之书”，《管子》一书容纳了齐国姜齐与田齐两个时代管子学派的思想精华。《管子》的内涵是以管仲思想与其执政期间的法令为中心的，其执政期间的政令和法案都以春秋时期最为广泛的笔录形式成书，基于笔录形式，本文所言的法案，是指以一个集中的思想为核心，陈列诸多与之相关的具体法条，组成一个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整体。以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法案为主体进行研究，笔者认为这是最符合《管子》当中每个章节或篇目所立的诸多法条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的概念的，也是最易于研究管仲思想所涉及的法制体系的各个方面的。最后是关于《管子》一书的可鉴性问题。《管子》首先是源自于齐国的史官，鉴于齐国史官制度是秉承了西周时期的史官体制“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并已臻完善，“学在官府”的政治文化政策给私人著述设置了诸多的障碍的同时，保障了典籍的真实性;其次，管子学派学者和管仲弟子对其政令和法令的整理与记载成为了《管子》一书中诸多记录性文字的渊源。“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而《管子》正是“变周公之法”的立法典籍，是齐桓公霸业史策和春秋改革的缩影。这鉴于《论语》和同时期诸多典籍的证明，其言论观点通常真实可考。史官严谨的著作态度和管子学派对其记载的忠诚，使《管子》的成书更具有了可鉴性。

　　一 临淄三百闾

　　在春秋战国时期强烈的诸侯邦国的政治色彩下，基于同时代邦国与邦国之间自然资源共享程度低，各诸侯国之“王业”与“霸业”所争夺的实际是人文资源上的相对优势。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基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性和军事统一性的“大中华”概念尚未形成，地理局限和邦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相对闭塞的各自为政是当时的主要格局。由于对资源进行分配的方式往往依赖实力和势力，战争，尤其是以周礼为传统名号所进行的战争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诸侯扩张势力的首选。孔子儒学推广之艰难从另一个侧面上反映出当时对现世功勋追逐的单一性。战争虽然从古到今都无法成为资源占有的最佳方式，但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显然不适合战国时代，儒家思想可以说是诸侯混战时的空中楼阁。因而在王业与霸业之间的平衡与取舍是管子从统治阶级层面上完成的时代的选择。

　　临淄三百闾，是设在临淄城内的色情公关机构。《临淄区地名志》中有记载：永顺庄，原为齐国故城内花柳巷，至宋代齐城废，渐成村落，仍沿用名花柳巷，讹呼“瓜里庄”。清咸丰年间因村名不雅改名永顺庄。[4]其佐证了“临淄三百闾”的历史存在。鲍彪为《战国策》做注中单独对闾进行了解释，“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由此，可以佐证女闾并非寻常人家的门户概念，而是女子专门居住的地方。而1999年《辞海》对“女闾”的词条更为详细的解释为：“本谓宫中设市，使女子居之，以便行商”。一目了然，“女闾”设立的关键在于行商。同时，闾的本意是巷门，若是按照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对于女闾的数量，有三百之说也有七百之说，其原因就在于“比”“闾”等行政区划单位的概念在管仲时期已经打破了周礼的规制，具体数字众说纷纭，据史书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也有“八家为邻，三邻而为闾，三闾而为里”，因此对每闾的户主容纳量也莫衷一是。但无论是“女闾三百”还是“女闾七百”都不能否认其为设在临淄城的大量带有妓院色彩的公关机构的性质和本文研究的载体，都澄明了“女闾”中的女子不仅具有街官闾的色彩，同时也是色情公关人员的性质。

　　临淄三百闾是“大政治家计划”，固有“非寻常人所能料者”， 齐国自“地泻卣，人民寡” [5]至一匡天下，所依赖的正式这种超越常规的开放性理念。而这种理念的集中体现是此时期的法制体系。当齐国的政治和经济被推演到空前的盛世,其政治经济思想以集合的表现方式表现在其法制当中，而其开放的对待各种经济模式的心态且以法律的形式维系经济体系也成为了“临淄三百闾”带给我们的一重要命题。

　　二 “临淄三百闾”的开放法制意义

　　(一)“女闾”的行政法制意义

　　1.维系国家稳定的行政目的

　　(1).解决媵制淡化的立法目的

　　相较于同时期前希腊罗马的妓女阶级和制度，管仲设立临淄三百闾对国家稳定维系的意义显而易见。同时期大西洋文化区的妓女大都是由战争获取的战俘奴隶组织而成，而“罗马高等娼妓与她们的女儿，大半都是被释的奴隶”[6]。相应的，西周为奴隶极盛的社会，“如女酒以下千人，非变相奴隶娼妓吗?不过改承众人色笑以事一人罢了”。西周是妓女制度雏形形成时期，也是以“官奴隶”为形式的“官妓”伊始，但是此时期设立以奴隶为妓女主要组成的目的是单一的，即在维系奴隶制稳定的同时，以满足统治阶层欲望为主要目的。伴随着周势力的衰弱与相应各种体制的瓦解，维系传统婚恋关系的媵制也逐步淡化。媵制是极为古老的一女出嫁，几个女子相随而嫁的制度，直到春秋时期仍然是合法的婚姻制度。“媵有二种，若诸侯有二媵，外别有侄娣，……诸侯夫人，自有侄娣，并二媵各有侄娣。是媵与侄娣别也。若大夫士无二媵，即以侄娣为媵也。”依贾氏说，则古代诸侯一娶九女，依此例推之，天子娶后，三国来敌，皆有侄娣。凡十二女，卿大夫一妻二妾，二妾即为侄娣，士一妻一妾，不备侄娣”，但是从春秋开始，这种需要稳定的奴隶制经济模式维系的婚姻制度逐步消亡殆尽，而原始媵制的受益者，也就是诸侯、大夫和士的阶层需要另觅纵欲途径，管仲最初以之为目的维系女闾，但实际上重心在于将对女闾的地位与齐国国家生活多角度的融合。毕竟管仲并不是激进的改革者，其对利益既得者采取的是给予和维护优先的策略，相应的，对于始自齐桓公的上层贵族的纵欲，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管仲给予了机构上的支持。“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督，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7]而管仲设置“女闾”，不仅扩大的宫中女市，关键是将女奴隶的受众范畴扩大化，事实上是资源的有效优化配置， “桓公宫中有女市女闾七百，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 [8]，“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督，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9]《韩非子》所说的“市”，一定就是宫中女市女。因此女闾中的资源，本身是诸侯王专利，这也是管仲解决媵制淡化后社会问题的直接出发点，间接的受益是以此稳定士大夫乃至平民阶层的婚姻，由此管仲巧妙的利用立法行为，使之专权平民化。从宫中禁锢到“女闾”，其受众扩大到了士大夫和平民，事实上完成了一种合法的人文关怀。在管子概念中淫欲并不是邪恶的，其对之定位在当时是人性化的。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10]相较于现在成千上万的民工在这一层面的犯罪其优势显而易见。管仲功至“则农民不淫”。“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11]管仲是具有法律伦理思维的，《管子。小匡篇》说“好色非恶之极”，其将问题的处理完成了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关注，其对国民的关怀就彼时代的国情而言是极为深切的。

　　(2).安置奴隶和稳定社会关系的立法目的

　　由上可知，“女闾”的组成主体是奴隶。桓公称霸时期，南征北讨，战争繁衍了男女比例失调的同时自然衍生俘虏女奴为战利品的模式。同时邦国中的奴隶组成还有重要的一部分是管仲通过刑法限制而获取的， “女子三嫁，入于舂谷。”[11]女舂，有别于当下因其汉语言粘着语系的特点而难以平等区分男罪犯与女罪犯而不加详分的语言特点，实际上是定义了一种罪犯女奴隶。明朝徐树丕，“女闾七百，齐桓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需，皆寡妇也。”由之，管仲对女闾主体的征用是尊重国家机制的选择的，介于彼时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换尚未完成，奴隶组成的多元性成为了司法中执行结果的必然。娼妓作为一定社会秩序的衍生品，其消亡对社会资源和社会上层建筑完备的要求是既今尚无法完成的，因此，管仲对娼妓的设立是“不回避”的开放姿态，《汉书.地理志》中描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 “游媚富贵”以及“目挑心招，不择老少奔富厚也”的行为，即为近代的 “游娼”与“私娼”的性质。而在《汉书》之前，“楚樊姬遣人之梁郑之间，求美人进之于王。越攻吴，诸侯畏其威，鲁往进女监门之女婴，其姊与焉。兄往视之，道畏而死”。(《韩诗外传》)娼妓存在的合理性被管仲演绎成为“女闾”，对社会制度衍生的不安定人群采取多元的处置惩罚方式，将惩处方式与社会建设结合，在奴隶体制的背景下管仲实现了开放的刑罚个别化之朴素理念，而这种朴素理念是建立在对“犯罪人”而非“犯罪行为”的以统治目的实现为标的。

　　2.援助军事的行政目的

　　“女闾”不仅考据为世界娼妓史的起源，也应当是“官妓”模板之伊始。相比于雅典梭伦设官妓律法的时间即公元前594 年，管仲的“女闾”制先于其至少五十年，源于其派生的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在满足上层阶级欲望为主的同时，也为以军妓以援战争提供了条件。同时通过后期对管子法制体系继承，可以窥斑知豹，《越绝书》中有对勾践兴国备战过程的描述：“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又有《商君书。垦令篇》中记录：“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一目了然，“游军市”应当是“行军臣妾”的模板，上文对“农民”权利的设置即将“女闾”资源配置给平民，一种惠民政策的改革，而相应的，慰劳军旅自然也为“行军臣妾”之固有职能。

　　(二). “女闾”的开放经济法制意义

　　在管仲诸多的立法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是经济方面的立法和其超出农耕文明的经济理念，“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从某种意义上讲管仲相齐的精华所在正是对齐经济的治理。《管子》中所载，其经济法案详细而涵盖范围极为广阔，不仅仅优胜与彼时代各诸侯国，也令当代的系列国策和经济战略黯然失色。

　　管仲缔造了一个将“游子胜商”之“麒麟黄金”作为国家经营资本的金融模式，实现了对商贾大力度的吸引，摆脱了常规的降低与取消关税“市厘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的限制，开始从人性化需求的本源与长期发展的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营造其经济强国。此外，管仲在经营当世经济的同时，将开放化发展与重商强国的概念植入齐人逻辑之中。并且在一个以物质商品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环境中，大胆的开创了尚未被定义过的金融经济领域。是真正“改革开放”的先驱。类似于现今经济的因地制宜。在区域发展的战略中，管仲以优先发展工商经为基本国策，建构了一个崭新的滨海工商经济发展模式，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纳入本国经济发展体系之中，把齐国的鱼盐特产销往其他诸侯国，丝织品作为齐国的“拳头”产品畅销天下，以致出现了“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赖齐国的局面”。开放思想法制体系凸显于此，其色彩最为浓烈的是临淄三百闾对经济的刺激。

　　1.吸引各国客商

　　“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12]法律启蒙期的邦国法制体系中，将立法以文案形式转达是不现实的，因此，法律的存世载体往往是史书和巨著。同时，介于彼时期的政治结构对“相”概念的定义和富于的权利，其告令形式的法案事实上协助了一个邦国的立法。而由管仲的“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诠释了经济法中招商引资法的实质，同时辅佐福佑了“女闾”对经济的动能。管仲相齐，是从经济着手以求霸业的，对临淄三百闾的设立，是对营建繁华临淄，和以邦国为界占领其余诸侯国的市场的重要之举。春秋战国时期，繁华都城一直伴随政治势力的角逐而轮流登场的，临淄从桓管之前的凋敝中迅速崛起，必然期待一些非常手段的，而这正是临淄三百闾所扮演的角色。管仲以极为开放的思想对关于社会问题的法制进行归类。性交易行为自权利意识萌生起就开始对社会环境发挥作用，而性交易行为在奴隶社会演化为集体性质，而此结果在同时代往往被动的接受，同时，女性所处于的战利品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管仲对女犯和女奴等社会底层不安定因素的处理，是服务于社会和邦国建设的，不得不说是极具有特点的法制理念。

　　对于商贾而言，市场建设最有意义的环节是优化交易的政策和交易的环境，从政策上，管仲减免食宿费用，并设定行商越积极，减免越优惠的规则，其效果已经是毋庸置疑;就交易环境而言，其建设集中体现于临淄三百闾的设立，由于彼时期地理环境复杂和交通工具的原始，导致商贾长期出门在外，于是，管仲设“女闾”给予其全方位的关怀。对于色情事业的包容在非一夫一妻制法令下，管仲对个体性权利的保护，其思维可以是极其朴素的，甚至是源自对原始欲望的尊崇，但是毕竟是给予了人性本身足够的关注力。这种理念体现于管子的法制思维中。

　　2.增加财政收入

　　“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13]“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14]管仲“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15]管子设“女市”“女阁”，通过在夜市“收钱”“以充国用”，是将临淄三百闾置身于齐国霸业中的重要一步。

　　在春秋时期，多年的征战和自然卫生条件的限制，男女比例失衡，《论语》记管氏有三归，《集解》：“三归，三姓女。”清朝俞理初曰：“管子则三夫人者皆为妻。”《列女传》说：“卫君孔弟立谓夫人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则有三庖，古者大夫家余子受田悬殊，立一妻则多一室家礼节之费。”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制推演，管子家有“三宫之费”。故《论语》上说“焉得俭”，言其费用三倍于人。管仲对此的态度与通过三百闾集资的行为相辅相成。首先，管仲晰明了原婚姻制的“礼节之费”是市场内的流通，管仲对婚姻关系的自由放任，迎合了媵制逐步衰弱的社会现实，而节省下来的“礼节之费”便可以凭别的方式流向市场，而结合其余相应经济行为，就达到了活跃市场和实现高流转率的目的。其次，管仲通过三百闾的集资完成了是民间资本向官方资本的转换，是税收和刑罚之外的有力集资手段。综合而言，管仲积极刺激民间资本的活力与增长，而同时使官方征集民间资本减少了阻力。

　　(三) “女闾”的开放文化法制意义

　　欧洲有组织的卖淫制，是始于法学成制与后期的，源自雅典大法律家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在管仲之前，燕太子丹等为养勇士或游士，亦有集结美女以慰英雄、才子的行为。相比于前两者创设国家妓院以减少淫乱为标的的理顺伦理和提供养士条件，管仲之“女闾”设置意义远胜于此。

　　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管子对人事的管理模式即今看来是颇具企业模式的，任何的改革对人才的笼络都成为革新方案长久的关键所在，由此以人性化的立法保障其员工更是将管仲推及名相地位。管子时代世卿制鼎盛，正如与改革者如影随形的保守势力一样，公卿贵胄侵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管仲对齐国政治的改革使公卿贵族感到危机。为了国家的政体稳健，大力举荐人才，世卿人材的局限性将游谈之士推及统治人事和学术巅峰，管仲对游士的掌控基于最为人性的优待，游士本性往往权奇倜荡不拘绳墨，“非妇人醇酒不足以羁縻他们”，因此“女闾”起到了“民化以为俗，宾客相过，有妇侍宿”[16]的效果。

　　在“女闾”中娱乐客体并不仅女性本身，声色犬马之一应俱全彰显了临淄城的奢华，也在彼时期有限的文化传播资源之下对文化与人们的精神世界起着积极作用。游士的知识结构涵盖了当时工、农、法、商等各个方面，游士集结，为稷下学宫和百家争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音乐的鼎盛是很好的例证，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17]在群雄逐鹿的春秋时代，音乐等礼制的管制已经逐渐松散，从侧面也促进了音乐的民众化和发展。“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8]释“《韶》，舜乐名”者，或曰“《韶》，继也。”[19]注云：“韶，绍也，言舜之道德继绍于尧也。”或曰：“舜之时，民乐绍尧业。”[20]所谓“《萧韶》九成，凤皇来仪。”[21]音乐在书本中繁盛的记载佐证了一个时期文化生活在相对单元化情形下的势气，而正是开化之气营造了盛世的社会生活气氛，“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错，杯盘狼藉。”[22]

　　总结

　　管仲开放的法治思想成为了“王霸之争”中最务实的也是最领先于那个时代的主体，其经济法的思想改革使“改革开放”有源可循，与此同时，管仲的法制思想也将法律与道德的终极追问展示出来。管仲的法制形式，因历史的局限性致其不能以法典化的模式流传下来，而是以政令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管子牧民”通说上被认定为齐国的宪法。基于此，最能体现管仲开放法治思想的是其经济方面的法令，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其“临淄三百闾”的设置。

　　“临淄三百闾”以其独特的形式，见证了桓管治理下的政治经济与上层文化所受的开放主义法制思想的影响。伴随奴隶制的逐步羸弱，生产方式决定了封建主地位日盛。在此社会转型时期，管子学派提出了大胆而超越时代限制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引领了文化科技的盛世。而这种超越时代的政策法令是管仲开放主义法治思想的结晶。

　　管仲对“人”本身和人的价值的关注，对改革的态度和其理性精神及今仍有现实意义，借鉴价值。而其诸多政令的细节，更是值得我们从思想根源上反思，在历史的推进过程中，上层建筑社会关系中一些基于人性本源所存在的制度，不应当因为生产力突出的发展而被更迭。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

　　[2]《晏子春秋》第六卷内篇，杂下第六;

　　[3]《战国策.齐策一》;

　　[4]《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地名志》，淄博市临淄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5月;

　　[5]《管子.轻重乙》;

　　[6]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7]《韩非子.外储.右上》;

　　[8]《东周策》;

　　[9]《韩非子.外储.右上》;

　　[10]《管子.权修篇》;

　　[11]《韩非子.外储》;

　　[12]《管子.轻重乙》;

　　[13]阚骃：《十三州志》;

　　[14]褚学稼:《坚瓠集续集》;

　　[15]《魏书.龟兹传》;

　　[16]班固：《汉书.地理志》;

　　[17]《论语》;

　　[18]《论语.述而第七》;

　　[19]《乐记》;

　　[20]《春秋元命包》;

　　[21]《书.益稷》;

　　[22]《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