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忽必烈汗从 “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穷理尽性莫尚佛法”出发，建立了元朝基本的政教并行的统治体制，分析并研究忽必烈汗在处理诸种事物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同思维过程和整体的思维构想，是认识元初社会的一种方法。本文就忽必烈汗的哲学、经济、法律以及萨满教、喇嘛教思维方式等进行了归纳，期望能为进一步认识忽必烈汗提供契机。

　　关键词：忽必烈汗;思维方式;儒学;喇嘛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蒙古族传统思维方式研究》(09BZX071)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蒙汉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比较研究》(07JC720012)阶段性成果，内蒙古东部经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

　　元朝是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封建制王朝，史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1]。民族众多，“四异五色”。在元朝的开创者忽必烈汗统治的三十四年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贸易畅通，史称“至元、大德之治”。[2]在对忽必烈汗国的研究中，有关忽必烈汗治国思维方式的研究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立足于忽必烈汗创元立国的过程，试图从整体总结忽必烈汗治国思维的基本构成。

　　从1260年继承汗位到1294年辞世，是他治国思维展现最充分时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社会的统治，一是对神圣王国的塑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教并行的制度。在哲学上，他以儒学的修仁思想为核心，以长生天的原始宗教为背景，通过至诚的桥梁，勾通了天人关系，其中包括从长生天的天命观到道德治国的转变，并在“祖述变通”的思想指导下，开创了元初盛世。在宗教上，在原始的萨满教不能适用于统一帝国的情况下，他引进了具有先进性的创生宗教——喇嘛教，力图用信仰的一致性完成国家统一的一致性。

　　一、“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的治世思维

　　即位诏书是忽必烈汗治世思维的政治宣言，他讲“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与此矣。”;在南喻诏书中，他重申“祖宗以武功创业，文化未修。朕缵承丕续，鼎新革故，务一万方。”在武功迭兴，疆域一统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文治是统一帝国的首要事情。早在幕府时期，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3]在主管漠南汉地以及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搜罗了大量的文人儒士，如刘秉忠，元好问、张德辉、姚枢、窦默、许衡等。在这些人的鼓动以及中原理学影响下，理学成为他治世的基本准则，认识到 “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4]的儒学精神。

　　(一)“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哲学思维[5]。诚是儒学的基本思想，“诚者，天之道也”[6]，也是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范畴，其基本的意向是天人合一，忽必烈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应天者惟以至诚”的思想。从“钦应上天之命”的天命观出发，主张以人应天，突出于人的道德的修养，通过以德合天的方式，实现天人合一。突显了他的“泛道德化思维”。同时，他又把至诚的伦理关系转向了拯救百姓之路，以天人合一的忠诚之桥解释成为实惠的内涵。致民以实惠，君王也就做到了天一合一。实惠成了联系天人之间的桥梁，从而改变了传统蒙古思维中的道德或伦理化的倾向。具有了“功利化思维”的倾向。这不仅是思维内容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来思维天人关系，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

　　在程、朱理学鼓吹心性修养的儒学氛围下，忽必烈汗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倡导功利之学，提倡人们要知，他说“学而知者，方能修行也”[7]针对一些儒生注重体悟的修行，他讲“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8]。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知行观上，他更注重行，强调国家的治理，突出知的功利性目的。因此，他的知行观只能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知行观，尽管如此，忽必烈汗知行观的意义在于对人、知与行的立体思维，可以说在蒙古民族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对于以后蒙古民族关于知行问题的思考，奠定了基本的方向，意义重大。

　　在功利思想的趋动下，如何改变民族文化的保守性，是元朝创立初期必须解决的思维转向问题。如何对待以皇族代表人物阿里卜哥等人提出的“祖述不可变”的思想，他勇敢的提出了“祖述”可变的思想，或者说他开始用一种变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皇朝治理的问题。在做法上，他突破了“祖述”的思想限制，大量采用儒家思想和儒学人士来治理国家，同时倡导佛学，立为国教，建立帝师制等。在众多的做法中可以看出，在坐天下的问题上，他实行的是一种“变通”的思维方式，对蒙古族民族文化的思维走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草原部落走到中原帝国，政治与军事的成功使忽必烈汗等人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一种，“乾元之国”与文化多元的思维方式。先辈成吉思汗的王朝战争，改变了忽必烈汗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大一统”国家成为他思维的出发点，故他取名于《易经》乾元之义，把自己的王朝称为大元，与之相适应的是，大元与大一统在文化上必然产生多元化的思维，例如他创设八思巴文，意在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宗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一视同仁。如此作法在中国历史是非常少有的，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做法，充分说明了忽必烈在思维上立足于乾元的视角来审视世界与文化

　　(二)筑基立元的经济治国思维。入主中原的忽必烈汗，在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织中，确立了元朝的基本统治框架，形成了蒙元一代治理蒙汉多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

　　1、从游牧经济向重农经济的思维转变。习惯于游牧经济的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后，大肆圈占农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9]，极大的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忽必烈即位后，“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0]严禁农田变牧场，通令“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管民官一切权毫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践踏田禾，骚扰百姓。”[11]面对北方“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12]的状况，“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13]并采取了村疃制，支持和奖励农耕，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元实行劝课家桑，“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14]南方的农业生产也“升平无事，民安地着，蒱逃者还业，五谷增价”[15]后人评为“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16]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蒙古贵族在中原经济的治理上，很快就从游牧的思维中走出来，并融入到农业文明的管理方式中，这对蒙古民族经济理国思维方式产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值得注重。

　　2、任人体现的经济治国思维的转变。忽必烈汗的经济政策体现在他任人的策略上。当年在漠北藩府时，先后招集了刘秉忠，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等大批儒生精研治国之道，深受汉法中的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整顿赋税、劝农桑等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在后来所属的漠南蒙古的邢州治理中收效明显。1260年继承汗统的诏书中说“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忽必烈汗秉着“立经陈纪”的原则，采用儒生按儒法治国，据《元史》本传载“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17]王文统可以称为元朝之初的“理财丞相”。1262年李璮之乱后，王文统因同谋被诛后，忽必烈汗对儒生产生不信任感，曾说“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迂汝不薄，何负而为此?”[18]转而重用色目人，并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同知，永为定制。”[19]由于回回人善于经商，“多系富商大贾兼并之家”[20]这对于忽必烈“理财助国”有重要影响，加之游牧经济的遗传，忽必烈汗的商业富国的思想开始抬头，体现了他的经济治国由重农向倚商思维的变化。

　　3、倚商治国的思维方式。来自游牧文明的蒙古民族，商业贸易是必然的选择，“对于无定居的游牧民族，则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往往正好有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做了他们的特征。”[21]入主中原后，蒙古贵族鼓励商业贸易，社会形成了“舍本家，趋商贾”[22]的风气。忽必烈汗出于富国的目的，实施“理财助国”的方针，“网罗天下大利”者，授予高官厚禄，象阿合马“以功得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并“授以政柄，言无不从”[23]这些因商而仕的官员们，横征暴敛，数字上来富裕国家，“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犹数千万，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州县置狱株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吏发兵蒐捕，因相梃拒命。两河涧盗有众数万。”[24]从“裕国”目的出发，却使百姓贫穷。在政策上实行“商旅子来，置而勿征”[25]税收方式，据载，往来上都的的商旅车载驼运，不绝于道，野火连片，黑夜不寂。经过忽必烈政权的扶持，当时的国内外贸易被控制在了政府、官僚、色目人手上，对一些金、银、盐等实施专营，表面上政府很富有，其实百姓在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中日益贫困。“十倍官钱，州敷县家，县敷编户，鬻庐逃亡，货妻折估。苍天!苍天!街愤难言。”[26]。对于忽必烈汗的倚商思想，人们有不同评价，在我看来，忽必烈重在一个“理”字上，他希望通过商业流通创造财富，之所以造成社会贫穷，在于农业文明的中原地区，如何从农业中生产财富才是政权之根本。农业有，民富裕，政府才强。忽必烈尽管重视农业，但把商业视为财富的源泉，造成了国家的虚假繁荣，也为以后元朝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

　　(三)游牧与农业文明相结合的法制思维：[27]入主中原的游牧文化在农业文明的耕种中以适应的方式推行了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中原汉法，是游牧法制与农业法制的碰撞与融合，是不同民族文化媾和后在法制方面的显现，突显了文明冲突中独特的法制思维走向。

　　1、“附会汉法”的中原立法思维。在元统一中原的过程，用何种法律来治理汉民族是忽必烈汗思考的核心。面对约束蒙古族自己的约束(习惯法)，成文的《大扎撒》，以及中原的唐宋法律，元世祖的立法思维为：以蒙古“习惯法”为出发点，提出了“遵用汉法”、“附会汉法”的立法思路，并“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遗制”，在保留某些蒙古族固有体制与传统习惯法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参用汉法，并“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从而把“祖述”与“变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有元一代的法制，并最终实现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目标。在立法原则上，遵循了“古今异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28]的指导思想，最终“中原汉法”成了他立法思维的依重与突破口。

　　2、“尽收诸国，各依风俗”[29]的思维方式。忽必烈汗面对统一的多民族帝国，他采取了“尽收诸国，各依风俗”的立法思维与治国谋略。对蒙、汉、藏、回等实行分治，在中原他采取“用汉法治汉民是草原牧民统治中原的必行之路”[30];在吐蕃施行了“因其俗而柔其人”[31]的政策，封八思巴为国师，令其统领西藏;在蒙古地区仍施行“祖先的约束”即成吉思汗的《大扎撒》。对此，《元史·刑法志》曾概况说“南北异制”、“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忽必烈汗的这种治国思路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表现了蒙古民族思维上的智慧与成熟。

　　3、从“比辖而屠”、“奴其所余”向“九州一统，刑赏归朝权”的思维转变。蒙古民族入主中原之前奉行的是一部奴隶制的不成文习惯法，对反对的异族实行“比辖而屠”的屠城政策。在他们看来，敌对者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这是一种“非天使即野兽”的对立思维。在入主中原后，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蒙古贵族转向了明法制的政策，不再大规模杀屠， 也不再大量地录为奴隶，逐步转向了对中原立法的统一与适应，表现在思维上，出现了对立中的统一，对汉民实现了九洲一统的政策，不再要求形式上的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更多地是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不一统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上的不一致在刑赏归朝政的法律框架下来解决，这表现在以《大元通制》为代表的法制思维的形成。

　　4、各民族不平等的天然思维。元朝统治者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民族偏见，在思维上形成了明显的不平等的天然思维框架。在他们看来，民族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原则，具有天然性，他们把元朝社会分成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南人和汉人不能还手。蒙古人因争打或者醉杀汉人，不需偿命，只判出征，征烧埋银。另外，禁止汉人、南人私藏兵器，禁止聚众围猎甚至集场买卖。因而在对中原地区的法制中，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32]法律规定上的不平等体现了一种蒙古帝国“民族特权”的思路。在不同族人的法律适用上，实行同罪异罚，体现立法的思路为：法是为蒙古人之外的其他三种人制定的，这种法外特权更加剧了民族心理上不平等原则，如多桑著《蒙古史》中曾引元太宗言：“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 在刑罚思想上，蒙古人犯罪一律不准拷掠除死罪外，概不监禁，也不执拘，汉人犯窃盗罪，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犯强盗罪，初犯即刺项。而蒙古人犯窃盗，强盗罪，不在刺字之条。在官员使用上，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长官，照例由蒙古贵族担任，如中书各部正职须选用蒙古人，副职则尽先任用色目人，汉人只能当中下级官吏或属吏。民族不平等的极端表现为民族歧视，在《元典章》中明确规定买卖佃户与“与买卖驱口无异”。种种不平等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元王朝的灭亡，在98年的时间里，思维上的不平等是蒙古贵族一以贯之的民族心理定式——走在陆地上的民族永远要仰视才能看清骑在马背的蒙古人，这是我们研究蒙古民族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二、“穷理尽性莫尚佛法”的信仰思维

　　从1251年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起，忽必烈汗就已经探索治国安邦之道，有关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等问题，在《元史·张德辉传》中有过精彩的记载。从蒙古文化自身出发，依靠传统的萨满教，特别在至上神长生天的感召下，原始萨满教完成了它与汗权崇拜相结合的生长过程。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汗时期，萨满教伴随着汗权的确立和发展，改变着自己的思维特点，一是汗权时期萨满教思维转向，二是萨满教自身的思维特点。

　　(一)汗权时期萨满教思维转向[33]，这一时期的萨满教采取了与汗权政治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1、从先理性后信仰到先政治后信仰的思维转变。在英雄文化时期，萨满教控制着蒙古民族的精神家园，但到了汗权文化时期，萨满教的地位明显下降，特别是成吉思汗时代，在成吉思汗和合撒尔的冲突中，成吉思汗严历的打击了当时离间的萨满，对萨满教的地位形成了较大的冲击，突显了政治高于宗教的特点。在英雄时代，人们的信仰之路是先信仰后理性，但到了汗权时代，宗教要服务于人们的政治需要，变成了先政治后信仰。这是蒙古民族信仰之路上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2、从神启宗教向道德宗教的思维转变。所谓神启宗教是指英雄时代的萨满教把世界一切看成是神的启示，人们不过是按照神的启示来生活，人在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附从，其思维方式是由神到人。道德宗教是指汗权时代的人们已经把先前神启的对象演化成一种道德标准，神已经变为一位道德的长生天，由最初的对神崇拜发展到对长生天的崇拜，而对长生天的崇拜演化成对道德境界的崇拜，其思维方式是由人到神。也就是说，在汗权时代的宗教领域中，崇拜的思维对象已经由神转化到了道德，而道德标准的设定不是由上天来规定的，而是由当世的人来设定了，如此一来，在人和神之间，变成了由人来规定神，而不是由神来规定人，人成为了思维的中心和内容，换句讲，人的能动性在神面前得到彰显。这是当时人们思维的重大转变。

　　3、长生天渗透的思维变化。在英雄文化时代，天神(腾格里)是众神之神，在他的下面还有众多的职能神，如玛纳罕、吉雅其、苏勒德等，这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特点。到了汗权文化时代，长生天的出现，大量职能神的非职能化特点，表现为天神的抽象化，就这一特点而言，展示了当时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表现了人们从生活现象向生活本质把握的进化，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显现，或者说是形而上的表现。

　　(二)萨满教自身的思维特性。[34]萨满教从万物有灵论开始，认为自然物天、地、风、鹰、牛等都有灵魂，家族祖先死后，灵魂不死，寄于天宇，确立了人和万物统一于灵魂的基本思维模式。在祖先的信仰中，认为本族的人死后，灵魂不灭。当族人有病、搬家、出猎等行为时，都要对自己的族源祖先进行祭祀，以示祖先之灵的僻护，表述着血缘之灵魂与人同在的思维模式。在疾病治疗中，认为治病就是要找回遗失的力量，即遗失的灵魂，也称灵魂修复。萨满教认为，人类由各种灵魂或生命力所合成。疗愈就是去找回失去的那个灵魂。灵魂与个人的统一，是人身健康的标准。

　　在内容丰富的祭祀和实物崇拜中，也体现着人类与灵魂统一的思维构想。祀者希望在祭祀中能够与所求的灵魂达成一致，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人与灵魂的统一。在火的崇拜中，认为火中生万物，神火可以洗涤一切污垢，驱赶邪恶魂灵，使福寿和光辉永驻人间，称火神为“母亲火”、“额吉”(母亲)，并在祭火时为火母奉上供品“黄头白羊”，期冀火神的光明与照耀。

　　萨满教期望人与自身及万物诸魂相统一的思维框架，表明的不仅是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恐惧和无奈，更期望通过法术的方式能够控制自己与身外的诸种灵魂，达到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目的。这种人与神(灵魂)相一致的思维方式一直影响着蒙古民族的信仰走向。

　　萨满教作为一种入世思维，已经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着一种不求世达，只求今生的信仰理念，其核心的思想是：人与灵魂是不可分离的，或者也可以说：神不离人，人即为神，魂主人世，人求魂知。

　　灵魂观念是萨满教的核心，决定着思维方式的走向。当做为主体的人还未与客体相脱离而独立时，主体对客体的依赖，必然产生对超自然——灵魂的追求，以保持人与外界相和谐的心理感应。

　　(二)喇嘛教思维特性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立喇嘛教为国教，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喇嘛教，“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元史·释老传》)研究忽必烈汗推崇喇嘛教的原因，即有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扩张，疆域的扩大，四色五异民族的增加，特别是百姓长期战乱的痛苦，渴望安宁的生活;也有阿里不哥的分庭抗礼以及西北诸王的反对，几年的兄弟相残以及南宋的对抗与威胁等，都迫使忽必烈寻求一个能使封建帝国诸种势力、民族和文化实现信仰上的统一，为蒙古帝国君主制提供理论支持。1251年在南征大理途中会见八思巴，为喇嘛教成为国教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喇嘛教在教义上把弘扬佛法的帝王称为菩萨转世的转轮皇帝，是佛的化身，鼓吹可汗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佛是灵魂世界的主宰者。喇嘛教的世俗论证功能使至高无上的可汗皇帝在信仰领域中完成了证明。

　　就喇嘛教本身来讲，属于大乘佛教一部，在与密宗以及苯教结合中，形成了西藏地区自己的藏传佛教，放下它为藏王统治作论证的世俗性一面，其总体的思维方式有[36]：

　　(1)从“空”出发，确立自己的思维开端，主张 “缘起性空”。 所谓“空”既不是“零”，也不是“空无”，而是指“不可描述的”实在。宇宙本身既无创造者，也无主宰者，万物万事皆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37]。 所谓缘起，即待缘而起，也就是说一切法的产生均有原因;性空则是自性空的略写，一切法均无自性，从缘而起，这便是缘起性空。就世界的存在之“有”，认为“有”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是假借的概念(假名)，是不真实的，它们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性或自性(无自性)。就空有关系而言，“空”是第一性的，而“有”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事物的假象，“空”为事物表象后面的“真有”，空不是空无一物的“顽空”，而是要用“五眼”才能可见“诸法实相”， 是“有”中之空，是一种“苦空”。——“空”的主张在理论上，把人存活的基础挖空了。

　　(2)以“空”为基础，立足于“苦”，使人产生出走的思维冲动。喇嘛教认为一切众生的体是流动和转变的，或生或灭，出没无常，形象是假的，性质是痛苦的，轮回之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欺骗与幻变，总之一切存在都是“色”，无价值空虚的东西，最后都不免灭亡。幼小痛苦，青年痛苦，老年痛苦，死亡痛苦，轮回转生也痛苦。此种痛苦连神佛菩萨也都不会避免，即或成神也不能脱去罪孽的障碍，仍然属于轮回的范围之内，不能超脱苦难的业海。总之，人生是苦难的。探讨“苦”的根源，在于人的无限“欲”望， 其中人类的十二缘( 生、有、取、爱、受、触六处，名色、识、行、无明和老死)，是欲望的内在冲动，喇嘛教把现实的世界看成是痛苦的，符合了人们对生活艰辛的感悟。——“苦”的观点在理论上，把现世的渴望破灭，追求来世的冲动产生了。

　　(3)现世景象的幻灭，带来了归宿于佛的终极走向。既然人性是空的，活着又是痛苦， 人的选择就只要消除无明，达到“大空”——“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无得亦无至，不断亦不常，不生亦不灭，排除了生死干扰的寂灭境地，人才最后解脱，也就是“脱离苦海、慈航普渡”。[38]至于如何能够达到“大空”境界，只能靠自己努力修行，自己悟道。

　　分析喇嘛教的推理过程，唯有的结论是：人只有听从“命运”， 安分守已，忍受苦难，累加修行，秉持戒律，才能有“来世”的美好幸福前景。——这样，出世的选择成为理论上的必然走向。

　　忽必烈汗建立的政教并行的统治体制，奠定了元初政治的基本格局，开创了一个良好的统治局面，体现了蒙古民族在思维方式的发展与成熟，既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也是蒙古族文化发展的表现，研究以忽必烈汗为代表的元初治国思维对于认识蒙古民族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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