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阵营中的丁文江、胡适等，针对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提出了政敌观。他们认为共产党势力得以壮大有着深刻的诱因，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只能使中国政局更为混乱，国共两党应通过政治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其政敌观虽具合理性，却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但它从另一维度反映了共产党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取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独立评论》派; “剿共”; 政敌观

　　有关《独立评论》派政敌观的研究，学术界已有所论及①。但是，其研究旨趣大多倾向于思想史视角的宏观考察，就政党政治维度下对其政敌观的阐述尚嫌不足。为此，本文拟以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为考察背景，就丁文江、胡适等人的政敌观略加论述，以彰显共产党力量存在、发展的合道性，及其获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一

　　国共分裂以来，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便以“匪”、“寇”之名冠于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上大加鞑伐，在军事上逐渐加大武力打击的力度。新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把其工作重心放在了军事“剿共”上。出于对此种政治现实的关怀，《独立评论》阵营中的丁文江、胡适等提出了政敌观。

　　*收稿日期:2009-11-26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谢庐明 (1966— )，女，江西南康人，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蔡禹龙(1979— )，男，吉林洮南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 1 \* GB3 ① 涉及此论题的研究主要有：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以<独立评论>为例》,《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 2002年第4期;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 1932年6月，丁文江发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指出：“我们对于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1](P3)且不是普通的政敌，它是建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有委员、主席，有军长、师长;政府之上，一样有党部，有党员，并控制着赣、闽、皖、豫、鄂等省近三分之一的土地。[1](P2)所辖领土之广，所控人口之众，机构之健全，都不能用“匪”、“寇”加以比附。胡适也持如是观，在文末表态到：“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给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1](P4)表明了胡适对丁文江的支持态度。同年4月《申报》也发表评论说：“今日之共产党不同于……流寇”，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共同的信仰，有行之有效的政纲，又有国际背景，亦不能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军或是“匪”来等同视之。此种政府绝非“匪巢”，此种势力亦绝非“匪”、“寇”。 [2]即便是部分国民党中的高级官员也大有此种认识。李宗仁认为：我们绝不能把具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为它们不仅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铁的纪律……更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绝不能将其视为“土匪或是乌合之众”。 [3]可见，此种政敌观，不仅丁、胡二氏有之，即便是新闻界或是军政部门也存在此种共识。

　　此种政见的产生导源于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已成燎原之势的政治现实——共产党确确实实的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这种现实不得不让丁、胡等人对当下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进行反思，从中探寻共产党势力得以发展的诸多诱因。

　　诱因之一，政府的因素。丁文江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之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齐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几个主席帮他们忙的。” [1](P3)换言之，是国民政府的弊政造就了共产党的事业。正如《大公报》所言：由于政府政治不良，所以才给“少数激烈分子”进行思想宣传，组织武装暴动的机会。就共产党势力而言，“当彼初起，本无大力，党徒猥杂，更乖人望;乃以党轴忙于党争，频年战斗，相持愈久，国本愈蹙，卒使共祸在昔日不过为星星之火者，曾几何时，竞见坐大，寝成燎原”。[4]

　　诱因之二，农村经济的破产。“中国目前颇多共匪之祸”，“多由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造成。“农民因生活艰难，谋生乏术，便铤而走险”，故从“匪”之。[5]正是由于这些农民“游离辗转，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所以才不得不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农村经济何以到此程度?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但胡适认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括太苦，负担太重。”[6](P2)大量的税捐用以养兵、养官，官却不能做一点有益于民的事，兵又不能尽保护于民的职责，百姓无法在既存的社会中谋生，不得不另寻出路了!

　　诱因之三，军阀政治的催化作用。20世纪20—30年代，内战连绵，兵匪遍地，“战乱省份田舍荡尽，阡陌荒废，而养兵适足以造匪，土匪经过招安之后，又变成国家的军队。如是兵匪循环，骚扰连年，农民不能安居乐业，于是，或离乡背井，人口集中都市，造成畸形的发展，或铤而走险，转辗造成地方秩序不宁……”[7] (P30) 即便是倾向于国民政府的蒋廷黻也承认如此现状“大部分是官军和官吏造成的。”官军与乡绅地主相互合作，官军从乡绅那谋取利益，乡绅以官军为依靠，打击报复群众，使得“白色恐怖反过于赤色恐怖”，农民怎能不听共产党的宣传，“不为共党效死力呢?”[8]所以胡适气愤的说，如果“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6](P2)《独立评论》中亦有人认为，从1927年以后，国民党便倾向于旧军阀的政治观，三民主义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其主要目的仍是传统的分赃政治。这只能促使其反对势力更为强大，典型的便是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其势力的日益膨胀是不用怀疑的。[9]

　　诱因之四，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民主政治。共产党利用国民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机会，把其势力专注于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乡村，进行宣传动员，给农民以“治安，轻赋及土地”的保障。以江西为例，“共产党之土地改革”使“自耕农之成分乃见增加”， [10] 农民成了土地的持有者，对苏维埃政权极为拥护。而国民党一直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却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吴景超对此指摘到：“国民政府如不修改民生主义，便要修改土地法。”[11]就政治民主化而言，“共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如此之大，一个农民可以直接到行政长官那里去，把自己的竹子扁担靠在衙门的墙上，面对面地与长官谈话，就像和平常人谈话一样。”[12] 这种思想在红区已经根深蒂固，共产主义学说中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苏维埃政权终得农民的支持。

　　二

　　诸多诱因促成了既存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是无法单凭武力所能打破或是消解的。在持政敌观者看来，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决不是什么济世良方。丁文江指出，此前国民党的“剿匪”是沿着错误方向进行的一场徒劳。就“剿匪”一词而言，这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共的名词，此前经过了“清共”、“讨共”的变化，但是变化的只是名称，共产党的武装实力没有变化，其政党资格也没有因此丧失。[1](P2)以往，堂而皇之的“剿匪”实质上是内战，其结果却使共产党越“剿”越多，社会越“剿”越乱。国民政府“用三年的工夫，几十万大兵，尽全国的财力去打共产党，到如今还没有结果”，[13]武力只是治标，政治改良为治本。国民党近几年来耗用了无数的人力财力，恰恰只是注重了治标的方法，没有注意到治本的方略。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一方面用武力去剿灭共产党，一方面却又用政治去制造共产党”，好像唯恐剿灭以后无事可做的样子。[14] 1932年6月，《申报》的一份时评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共匪”多为农民，初无人习于作乱，抑且乡井之恋念，家庭之眷爱，非万不得已，孰背乡离井，抛妻别儿，出没山谷，冒生命于最危险之境界?今政府之“剿匪”而非“剿匪”，实则剿民![15] 此番言论道出了官逼民反的意味!蒋介石本人也客观的承认，“剿匪”剿到如此之状态“军队要负军事的责任，政府要负政治的责任”。 [16] 于是，“屡劳蒋介石先生御驾亲征”的“剿匪”换来的却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加多”， [17]便不足为奇了! 可见，共产党问题 “亦非仅仅武力所能完全解决的。”[18] “故必须改弦更张”，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如此方可挽救奇祸”。 [19] 两党关系到此地步，令人费解：“盖人皆中国之人，事皆中国之事，自原则上言，中国人必应有以解决中国本身之事。倘其不能，是努力不够，诚意不逮，感格不行”。[20]国共双方都应该有所反思。时至“今日大战已起，存亡决于顷刻，一切过去未来之人的问题，党的问题，法的问题，胥已不暇追究”，“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21]国共两党是该以和平方式由经政治途径解决争端的时候了!这是时人为民族大计着想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声。丁文江指出：“政敌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消灭的，”[1](P3)如果我是蒋介石，只要国共两党“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22]。一位既参加过“围剿”，又参加过反“围剿”的军人反思到：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反而会误国!政府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全国赤军数量及赤军之质量，有识者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力量。……为什么不移这个能战的赤军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23]此话足以体现承认共产党政敌地位的必要性以及与其联合抗战御侮的紧迫性。共产党既然是国民党之政敌，便有权与其它各党派共同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利。今日所实行的宪政，应“为许各政党之存在……诚如是，则共产党亦应在内。”换言之，“苟其不暴动及割据土地，应亦在开放党禁之列是也。”[24]共产党人如能对国民政府放弃武装抵抗，即便“有共产信仰，”也可“出席国民议会，用法律手段”争取权利。[25]这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时《大公报》为国共两党的政治和谈设计了如下路径：中央如果能以政治手段，劝导共产党放弃武力政策，待召开国民大会时，“则共产党尽可希望成为合法”政党，凭借政治方法与国民党争夺政权，“以法律保障、宣传政见”，如此，国民党“毋需乎诉之暴动，重苦吾民，自蹙国力”了![26]此见不免仍有消解共产党的企图，但毕竟抛弃了血腥的军事征服，同时也给共产党取得合法政治地位及参与国家政权的机会。其进步性不言自明。《益世报》亦言，“依我们的主张，此日政府，实可停止‘赤匪’‘共匪’这一切名词，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共党倘仍利用时机坚持武力革命手段，人民对政府的同情，对共党的怨恨，必同时增加”。[27](P1510) 即便共产党不放弃暴动，国民党也应该开放政权，如果“以暴易暴”，“内乱一旦平定，党禁依然如故，则反动分子仍将潜滋暗长，有形之政敌可除，无形之异己难灭，压力愈重，则反动力愈大，蓄积久而酝酿深，必有溃败横快不可收拾之一日。”[28]此番言论，否定了国民政府的“围剿”方针，较《大公报》之言更为中肯。

　　更具开放性的是，丁、胡二人主张不仅仅要承认共产党的政敌地位，给其参政的机会，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划给共产党以一定的区域，让它从事共产主义的实践。丁文江提倡：“我们不妨让他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实验，”[29] 如若取得成就，对现阶段的御侮大业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有所裨益，让其发展也未尝不可。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在北平会见了前来拜访的史沫特莱，胡适谈到“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它各省可以仿效” [30]1934年夏，胡适将此想法写成文章，建议将东北让给共产党去进行共产主义的试验。[31]不难看出，胡适对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实践还是颇有兴趣的。

　　三

　　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胡适等人执着于他们的政敌观，考察其动机，不外乎出于统一与御侮的需要。一方面，国共双方并非“西风”与“东风”的生死搏斗，应以合作的方式来谋求统一，这是政敌观者的共性认识。另一方面，日渐深重的国难应该压倒一切内争的纠缠，国共双方“应把一切对人对党派的小问题都暂时搁起，打起精神来想想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 [32]如此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丁、胡二人的政敌观折射出现实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复杂性。在此一时期，国民党建构它的高层机构，共产党翻转它的农村基层。[33] 在需要群众觉醒且群众也在日渐觉醒的时代，这两个过程使得两党的合道性乃至合法性逐渐发生变异。丁、胡等对共产主义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的诱因分析已揭示出此点。这种变异让自由主义者重新审视现实政治，并且从中找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契合点——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正如胡适曾对共产主义革命者作出的评价：“那些为民国十三年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有着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其所从事的事业是为“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是为“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34]所以共产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有其存在的合道性。这种合道性又预示着共产党在未来政治的走向中将取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此种政敌观对现实政治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效力?从1932年6月丁文江发表《所谓“剿匪”问题》一文明确提出其政敌观，到1937年6月《独立评论》悄然停刊，期间，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始终没有停止过，其规模反而越来越大。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的第四次“围剿”正酣，1933年春，国民党在鄂豫皖苏区初步得手后便开始计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发表谈话，明确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27] (P1509) 表明了南京政府坚持“剿共”的决心。这种政治基调一直延续到1937年9月才算基本结束，而《独立评论》已于本年6月6日刊印第237号后悄然停刊。可以说，整个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用枪炮声回应着此派的政敌观。从中我们不难管见，知识精英们的理想与政治现实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面对政治力量的掌控者，该群体显得异常弱小，其诸多主张与理念虽然极具合理性，却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除非政治力量的掌控者做出政策或策略的调整。全面抗战爆发后，诸多因素促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及其所辖边区政府的合法性，便是证明。国共第二次合作说明了此种政敌观也颇具前瞻性，在民族危难空前的情势下，最终转化成了现实政治力。然而，这种转化是国共两股政治势力相互协调的结果，处于政治边缘的知识精英们尚无主导的权力。当然，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政敌观的前瞻性亦不可小觑。它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共产党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政治地位到来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 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J].独立评论， 1932-06-26(6).

　　[2] 论绥靖[N].申报，1932-04-12(1).

　　[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49.

　　[4] 内外夹攻中之危局[N].大公报(天津)，1933-04-05(2).

　　[5] 四中全会后的惟一急务[N].民国日报，1930-12-01(2).

　　[6] 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J].独立评论， 1933-05-07(49).

　　[7] 朱偰.农村经济没落原因之分析及救济农民生计之对策[J].东方杂志, 1935-01-01，(第32卷 第1号)：30.

　　[8] 蒋廷黻.对共产党必须的政策策略[J].独立评论, 1933-07-31，(11)：7.

　　[9] 震东.第三国际的战略(续)[J].独立评论, 1933-09-17，(68)：11.

　　[10] 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续)[J].东方杂志, 1937-12-01，(第34卷 第22、23、24号)：99.

　　[11] 吴景超.土地法与土地政策[J].独立评论, 1936-03-08，(191)：16.

　　[12] 林语堂.中国人[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199.

　　[13] 洪晓斌.丁文江学术文化随笔[G].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204.

　　[14] 张熙若.国事不容再马虎下去了[J].独立评论, 1936-01-19 ，(186)：5.

　　[15] “剿匪”与“造匪”[N].申报，1932-06-30(4).

　　[16] 蒋介石.我们要认清剿匪的责任[N].民国日报，1931-07-04(2).

　　[17] 马季廉致胡适[A].胡适往来书信选：下[G].北京：中华书局，1980：117.

　　[18] 蒋介石再度赴赣剿共[J].申报月刊， 1933-03-15，(第2卷第2号)：136.

　　[19] 政党改革问题[N].大公报(天津)，1932-04-28(2).

　　[20] 如何结束共乱?[N].大公报(天津)，1933-04-02(2).

　　[21] 覆巢之下各党各派[N].大公报(天津)，1932-02-21(2).

　　[22]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J].独立评论， 1933-01-15，(35)：5. [23] 廉臣.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M].民生出版社(出版地不详)，1937：51.[24] 论开放党禁[N].大公报(天津)，1932-03-20(2).

　　[25] 旭生.和与战(西安通信之一)[J].独立评论, 1933-06-04 ，(52、53)：25.

　　[26] “抗日剿共双管齐下”? [N].大公报(天津)，1933-04-11(2).

　　[27] “清共以前绝对不言抗日” [N].益世报(天津)，1933-04-12. 转引自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五辑 评论选辑[G].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74年(1985).

　　[28] 诸青来.当局应速开党禁[J].自由言论，1934-01-01，(1卷23期)：6.

　　[29] 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J].独立评论，1932-11-06，(25)：4.

　　[30]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59.

　　[31] 罗尔纲.两篇《独立评论》稿[A].师门五年记[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139.

　　[32] 胡适.统一的路[J].独立评论， 1932-11-27，(28)：3.

　　[33] [美]黄仁宇. 大历史不会萎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7.

　　[34] 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J].独立评论， 1934-09-09，(11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