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现实主义是分析国际问题的一种重要理论范式。现实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发展，本文通过辨析这两大流派的相关理论并且厘清新现实主义内部两大分支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相互关系，旨在更好地掌握现实主义中这些流派的理论知识，从而指导我们更为深刻、全面地看待国际问题。
关键词：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
 
本文对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划分是建立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的。从层次的角度分析国际政治首推肯尼思·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在该书中沃尔兹把对战争根源的解释归结为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种意象。本文所要辨析的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和国家行为，是指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后者可以理解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和国家行为，是以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为核心和基础的，包括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一、历史沿袭
古典现实主义又称人性现实主义，强调人性本恶。近代以来为现实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渊源的政治哲学家大多可以归为人性现实主义者，上溯马基雅维利，下至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认为统治者的主要职责是维护本国的利益、生存和安全，据此统治者应该不择手段，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性格，因此他可以看作是典型的人性论者。卡尔虽然未强调人性论，但最早阐述了“权力”的重要性，他指出，“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有权力才谈得上道德、民主和正义”“政治活动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也许他不可以称作人性论者，但他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摩根索是人性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即是“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在他看来，所谓的“政治人”本质上是自私的动物, 所有的人类行为体都有支配他者的倾向, 因此寻求权力的斗争是政治的核心, 这是人类的天性所致。从第二条原则开始，他又详细了论述了“以权力界定利益”这一核心概念，可以说在权力和利益基础上构建了其理论体系，其完整性和严密性都大大超过了前人。总之，摩根索可以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行为主义革命之后，现实主义理论逐步走向科学化，在摒弃“人性”这种无法论证的假设并且吸收古典现实主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中来寻找国际政治现象的本质和国家行为的根源的。它包括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两者的理论渊源上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下至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理论。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是现代无政府状态的雏形，认为国际社会从未摆脱“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彼此猜疑，互相竞争，为了防范对方，不惜先发制人，往往诉诸武力”，因此冲突和战争是“自然状态”的必然产物。赫茨的“安全两难”则是基于无政府状态之上的逻辑：“政治上活跃的组织和个人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遭受来自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攻击,受制于人,或者被消灭。因此他们竭力保持安全免受这种攻击,然而在一个由竞争性单元构成的世界上,永远无法获得完全的安全感,为了摆脱其他组织和个人权力优势的影响,他们被迫为自己谋取越来越多的权力”。在该逻辑中，赫茨将“安全两难”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缺乏公共权威来保护生存和安全，基于此，国家只能寻求“自助”，即寻求增加自身的权力，敌人和对手也会作出类似的反应，由此引发了“猜疑和反猜疑、权力竞争、军备竞赛、最终走向战争的恶性循环”。显而易见，这与摩根索人性现实主义假定“人性本恶”是截然不同的。至于沃尔兹则深受“安全两难”理论的影响，两者都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演绎出理论的，不同点在于沃尔兹明确提出了“结构”这一概念，它不仅包含无政府状态这一客观现实，更强调的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可以说，沃尔兹是将赫茨的思想上升为“建构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对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由此发展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另一位结构理论者米尔斯海默则将赫茨的理论解读为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这正是他和沃尔兹理论的最大不同。同样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沃尔兹强调体系的稳定性，认为一种稳定的均势体系可以实现国家的安全最大化；而米尔斯海默则主张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在他看来，权力最大化可以导致安全最大化。
二、理论逻辑
人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首先是肯定人性本恶，这种恶劣的人性使人具有了追逐权力的欲望，由于人控制着国家，人的扩张欲望使国家具有了内在扩张性，表现在外部环境就是对外扩张，追逐权力。可以说，人性现实主义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逻辑是与他们的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以人性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摩根索为例，他自幼在德国深受迫害，后来背井离乡跑到了美国，这一经历造成了他的思维打上了深深的悲剧烙印，因此推崇现实主义无可厚非。更为关键的是，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德国在已经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外追逐权力之所以采取军事扩张这种极端行为与两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都有着至关紧要的联系，我们在考察德国国内政治时可以发现两个时期德国政体专制程度很高，这使得个人的扩张欲望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从这个层面上讲，二战后的那批学者大力推崇人性现实主义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在国家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当今世界，其逻辑是否还适用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且不说其关于“人性本恶”的理论前提是否科学，即使承认这一前提，那么人的追逐权力的欲望是否会一定导致国家对外也追逐权力呢？可否通过国内政治化解呢？这些都是人性现实主义所无法解释的问题。尽管摩根索把“审慎”视为政治的最高品德, 认为国家要增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但是依据其理论逻辑所推断出的结论就是国家对权力的追求绝对化和极端化，因为个人对权力的追逐欲望是无穷无尽的。笔者认为这是一大矛盾之处，即“审慎”这一现实主义价值理念与人性现实主义逻辑结论——对权力无限追逐之间的矛盾。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起源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管是结构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都认为这是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这是一种充满竞争和冲突的状态，该状态导致了安全的稀缺性，那么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就成了国家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但是在如何获得生存和安全的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产生了分歧：前者认为国家只要追逐适度的权力，以达到一种稳定的均势状态，最好是一种两极均势状态，这样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最为有利；后者认为安全的稀缺性导致了国际社会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大国都具有修正主义的倾向，目标也都是一致的，并且相互冲突的”，这种情况使得国家间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均势状态，因此国家无时无刻不受到生存和安全威胁的困扰，追求权力才是获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权力最大化对安全最为有利，那么国家的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
简单来说，结构现实主义将安全作为国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权力只是一种实现目标之手段而非目标本身；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安全和权力都作为国家的最终目标，权力既是实现目标之手段，又是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前者追求安全最大化，后者其实是在同时追求权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权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可否兼得？换句话说，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国家追逐权力反而不利于国家的安全？事实上，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表明，那些追求过度扩张的国家无不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其实不管是沃尔兹还是米尔斯海默都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前者明确指出“权力只是可用的手段, 明智的政治家总是追求适度的权力”；后者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不断提到国家追逐权力必须考虑效益大于成本，换句话说就是扩张划不划算的问题，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绝不是一味的扩张主义。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是两人都是伊拉克战争的积极反对者，另外，米尔斯海默主张美国进行战略收缩，推行离岸平衡手战略。表面来看，这与其所倡导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相违背，其实这关系到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能否预测外交政策的问题：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在结构理论的框架范围内思考问题的，因此是脱胎于结构现实主义的，两者都抛开了国家内部的因素，而是单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这个逻辑起点开始考虑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得出了国家要实现权力最大化这个结论。再来看米尔斯海默为美国所设计的离岸平衡手战略，显然是考察了美国的综合实力以及国内状况所提出的，这就融入了单元层次的因素，那么与其进攻性现实主义有所违背也就无可厚非了。同时，这也证明了一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不足以、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外交政策的预测”，“而更多的情况下，国际结构压力与对外政策输出之间还需要通过国内因素来传导”。
    三、结论及现实思考
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首要区别在于理论前提，前者是在设定人性本恶的前提下演绎出理论的，后者是在承认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前提下演绎出理论的。新现实主义内部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前提下由于对国家偏好的不同理解，通过对国家目标的不同设定又可以区分为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但是两者都是建立在国际结构的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是脱胎于结构现实主义的。
其次，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分析层次的差异和对自变量选择上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从单元层次分析问题的，其理论的主要自变量是个人和国内因素，在其理论中，单元层次的要素是不断变化着的；后者主要是从体系层次分析问题的，其理论的主要自变量是权力分布，在其理论中，单元属性是没有差异的。
最后，两者的相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两者都是围绕着“权力”这个核心概念来构建理论的，两者都是以一种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国际政治现状的。总的来说，古典现实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新现实主义是在吸收古典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新现实主义毋庸置疑是以结构现实主义为核心和基础的，不管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本文未提到的其他新现实主义流派都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继承和修正，这些修正是建立在对结构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的。
总的来说，古典现实主义通过分析各种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阐述了国际关系运行的人性基础；新现实主义通过强调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决定作用并通过开创国际关系研究的结构视角，证明了体系层次的要素才是国际关系运行的基础。辨析现实主义的各大流派，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不同类别的现实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更全面地看待国际问题并且更准确地预测国际形势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现实主义理论遇到了新的挑战。首先，冷战的和平结束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预测，美苏并未通过战争的形式来结束两极格局，而是以苏联阵营的和平演变及解体为最终结局；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甚至在某些领域有超越国家行为体之势，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行为体核心地位的理论受到诸多诟病，现实主义者在强调国家行为体主导作用的同时，不得不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显著的作用；再次，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国际社会制度化建设的逐渐完善，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衔接越来越紧密，互动越来越频繁，而新现实主义是在撇开国内因素的基础上单从国际层次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在当前国际政治发展状况下其解释范围势必受到很大的局限；最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渐崛起，发展中国家的实力不断壮大，要求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谋求自身的“国际权利”，在此基础上，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呈现出对于权力的限制不断加强，限制权力扩张和维护正当权利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明显特征，现实主义以权力为基础的理论受到巨大挑战。总之，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状使得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受到普遍质疑。
那么，究竟怎样的理论是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呢？“如果在它自身的解释框架内能够做到对现象的解释，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理论。如果把该理论本身不做解释的，因此也不能解释的现象作为责难该理论的理由，那么这就不是正确的批判”。国家关系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实例都可以表明，现实主义在其设定的理论框架内是具有解释力的，因此它是一种“好的理论”。当然，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通过简单地添加内容来对理论加以完善。因为“一个理论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贯的整体。如果某一既定理论无助于解释我们感兴趣的某一部分世界，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而非一个修修补补的陈旧理论”。因此，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状况的不断变化，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有新的突破性的变化，如何能把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的因素有机结合，如何能在两者之间架构桥梁，形成一种“双层次理论”，这是未来现实主义发展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肯尼思·沃尔兹.《人、国家与战争》[M] (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 克里斯蒂安·哈克，扬娜·普列琳.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J]（刘丰译），《国际政治研究》2008（1）.
• 刘丰、张睿壮.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J]，《国际政治科学》2005（4）.
• 宋伟. 国际结构与国家行为:“内斗的现实主义”[J]，《外交评论》2007（4）.
• 林民旺. 规避损失与大国的过度扩张[J]，《美国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