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修辞和语境有密切的联系。语境决定修辞，帮助修辞表达题旨。修辞必须适应语境，否则，使用的语言辞藻再花哨华丽也对表达起不到什么作用。修辞只有适应特定的语境，才具有生存的价值，才会对表达题旨产生良好的效果。语境一般分为内部语境与外部语境，本文主要谈外部语境与修辞的关系。

　　[关键词] 语境;修辞;决定;表达

　　修辞就是灵活地运用语言，适应特定语境，更好地表达意义。其最终目的，就是加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具体环境。可分为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两种。内部语境指一定的言语片段和一定的上下文。它包括词语之间的关系，各句之间的关系，以及段落篇章之间的关系。至于外部语境，笔者认为它是存在于言语片段之外的语言交际的社会因素、交际因素和主观因素。社会因素包括历史时代、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等等。交际因素指交际的具体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因素。主观因素则是指交际者的身份、职业、思想、修养、兴趣、性格，以及交际时的情绪、心境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因素只是一个大体的划分，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情况是，交际或写作中语辞的选择会受到两种或三种因素的同时影响。

　　对于各种修辞手段，如果孤立地看，我们无法判断孰优孰劣，只有把这些修辞手段连同他们所出现的特定情境一起来考察，才能看得出好坏。

　　语境决定修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决定修辞同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例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且根深蒂固，因此就连死亡的称谓，不同阶层等级人士之间也各不相同，不可以混用。据《礼记.曲礼》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唐书.百官志》将死分了等级：“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天子之死，犹如山崩地塌，是国之大难，国之大忧，国之大忌，因而又有“大讳”、“大忧”的婉转说法。王侯或大官之死虽不若天子之死那么重要，却也如天子崩后之余音，故又称“薨背”、“薨逝”、“薨谢”。卒意即终结，大夫处于有德之位，死亡亦是竞了平生。不禄是不再享用朝廷的俸禄，士以禄代耕，死亡遂为不终其禄也。而庶人最贱，故直接以死称之。意为身体与魂魄相离，身名俱尽。在古代还有一种说法，即庶人死后，将其尸首填于沟壑间，于是“填沟壑”也常用来代指死亡。又如，老年死亡称“寿终”、“谢世”，中年死亡称为“早逝”，少年死亡称为“夭折”，妻子之死称为“断弦”等等。如果是有明确规定的称谓，那选用时必须严格遵守，不能乱用。如《红楼梦》里元春死后，贾府的家人得到讯息，回来报信曰：“咱们家的贵妃薨了。”没有明确规定的，也要看具体对象选用，否则，就会弄巧成拙，产生麻烦，更别说增强表达效果了。需要指出的是,时至今日,死亡的表达反倒比过去更加丰富了(笔者就建了这么一个数据库,收常用表达217条)。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选用什么表达方式,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也是语境决定修辞同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的表现。

　　在交际中，尤其是在今天越来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中，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都是构成特定语境的因素，修辞话语的选择必须与之相适应。如果对这种语境互相不了解，交际就会遇到麻烦，甚至无法继续。例如，中国人接到别人吃饭的邀请，除了极熟的朋友，在答应之前一般都要推辞一番，说“不要麻烦了”，以示礼貌和对邀请者的尊重。作客时的举止要注意文雅而合乎礼仪，以少麻烦主人为合适。当被问到“喝点儿什么”时，常常也是先推让说“不用了”，或者按客随主便的原则回答“随便”。这些都是西方习俗难以理解的。吃饭时主人会未征得客人同意就往客人碗里夹菜，这样做是热情好客而并非强加于人。尽管菜肴十分丰富，但主人还要强调是“便饭”，“没有什么菜”，“没有什么准备”，甚至说自己的妻子“不会做菜”，妻子也决不会恼怒。这同样是出于礼貌和表示谦虚，而决非虚假。按同样的习俗，送礼的人常常贬低自己礼品的价值，说是“小意思”。在接受别人的礼物时，除了极熟的朋友外，一般也需要先推让一番。受礼后对送礼者要道谢，但通常不当面打开礼物，以免显得迫不及待。也不会象西方人那样集中赞美礼物本身，说自己如何喜欢，而是表示受之有愧，心中不安，说“太破费了”等，这在西方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与不同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人交际时，需要了解对象的不同，在交际中才能得心应手。中国人到西方，或者西方人到中国，都必须顺应具体的社会和交际语境，才能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没有语境就没有交际，也没有修辞。

　　适应特定语境的修辞，能使言辞表达生动形象，熠熠生辉，表现出个人特色。电视连续剧《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师长(后来当了军长)是一个编筐出身的贫苦农民子弟，没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后住院治疗，疗养期间，给他的老搭档赵刚写信，由护士小田(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代笔。信中写到：“……老赵，要是哪天我伤好出院了，回到我的师部，发现有个屁股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就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给踢飞掉。”小田觉得写“屁股”不雅,并且坐在椅子上的应该是人,怎么能是屁股呢?但是李云龙解释说,屁股这东西谁都有,怎么能说不雅呢?他一回到师部首先要找的自然是他的椅子,找到椅子了才可能发现上面有个屁股,再往上看才是一张脸,可这脸跟椅子没关系，坐椅子的是屁股不是脸。信的这段内容，尤其“屁股”一词的使用，看来似乎有点不雅，其实既妥贴又生动传神，很适合李云龙贫苦子弟出身和没有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身份，也映衬出他说话的形象、幽默，更表现出他风风火火的个性和急于回到原来岗位的迫切心情。要是写这封信的人不是李云龙而是燕京大学出身的赵刚政委，虽是同样的内容，表达方式肯定不一样——要文雅得多，但也不会达到如此生动传神的效果。这里，修辞适应了主体语境，更好地发挥了它的艺术效果，因此大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故事情节真实可信，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也是《亮剑》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凡成功的修辞，必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目，内容复杂的情境，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着自己认为无可移易。”(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在特定的场合或作品中，有的话可能不便说或不能说，于是就需要用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把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而这种含蓄的意思需要特定语境的帮助才能被理解，否则，除了言辞本身的意义，言外之意谁也不会知道。笔者上小学时的一篇课文叫《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是鲁迅先生的侄女周华写的。这篇课文中写到作者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去拜访伯父，在伯父家，作者端详了一下父亲的脸和伯父的脸，向伯父说：“伯父，你和爸爸哪里都象，就是有一处不象。”鲁迅问：“哪里不象呢?”作者说：“爸爸的鼻子又高又大，你的呢，又扁又平。”鲁迅先生说：“伯父小的时候也和你爸爸一样，鼻子又高又大，只是后来经常碰壁，把鼻子碰扁了。”作者当时还小，以为真是这样，就又问：“那你为什么碰壁呢?”鲁迅先生回答说：“你想，四周黑洞洞的，能不碰壁么?”这段对话里，表面看来是鲁迅先生在黑暗中碰扁了鼻子，但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大语境中，即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看，它的内涵就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在这里，鲁迅先生运用曲笔，转弯抹角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文章中“四周黑洞洞的”指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黑暗、森严。鲁迅先生借助大语境，采用隐晦曲折的形式，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暗含在现实的自然的“黑暗”之中。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时的鲁迅先生无法直接指斥，也无法一下子向一个小孩子说清楚，只好用“黑暗”来影射。如果我们不把文章和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那就很难发掘它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有时为了交际的需要，直说不如借助具体语境影射暗示的效果好。《讽刺与幽默》1995年第6期上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大户人家办喜事，大宴宾客。为了附庸风雅，还请了邻村的朱秀才(自称朱子的后代)和孔秀才(自称孔子的后代)。但是入席时朱秀才自恃比孔秀才年长，坐在了上席，孔秀才生气也不好发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孔秀才建议对对联助兴，大家都说好。孔秀才当即口出一联，要朱秀才对。联曰：眼珠子，鼻孔子，孔子反在朱子下。朱秀才略一沉吟，对曰：眉先生，须后生，后生却比先生长。主人一看这两位较上劲了，忙过来打圆场。从字面看，上联说的是鼻孔长在眼珠下面，下联说的是胡须在眉毛之后长出来，却比眉毛长。但实际上孔秀才是问朱秀才为什么坐在上席，他是孔子的后代才最有资格坐在上席。而朱秀才说朱子虽然晚于孔子出生，但他本人却比孔秀才年长，理应坐在上席。整幅对联言在此而意在彼。这里的“言”就是鼻孔在眼珠下，胡须在眉毛后长出来却比眉毛长。而“意”则是双方互相较劲，争论谁才最有资格坐上席。为什么不直说呢?因为当时主人家办喜事，公开争吵起来在那种喜庆的场合不合时宜，为这点小事而争吵也很下彼此的面子，况且双方都是讲究风雅的人，因此双方都有顾虑。选用这种对对联方式则双方都心领神会，“意”是很清楚的，起到了较好的修辞效果。如果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把这幅对联拿给别人看，那除了对联本身的意义，言外之意谁也不会知道。这种现象表面看来似乎有些玄妙，但实质上仍是语意在语境中的一种变化形式。

　　综上所述，修辞必须以适应语境为第一目标。离开了语境，修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存在的意义。语境是修辞的基础，语境对修辞的决定作用是多方面的。修辞内涵的展示，审美效果的体现，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王希杰，《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C]，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

　　[3]《修辞学习》[J],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