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利益多样化的压力面前，大学学术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逐渐偏离了“求真”与“求善”的原点和终极目的。突出表现为“功利性”学术的抬头、“工具性”学术的异端强化和“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的产生等，这些异化现象表面上看是学术界自身问题的显露，但其所折射出的却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交织。要抑制这种异化并促使其理性回归，不仅需要学界的自觉与自律，更需要政府的自省与自束；既要变革大学的治理模式，又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关键词：大学学术；功利性；工具性；学术异化；理性回归
 
一
学术缘起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其探索的结果即是学术主体所形成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同时这些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又反过来造福于学术主体及人类本身。由于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无限性，决定了学术主体的学术和实践活动的无限性这一特征。于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继承便是学术得以延续和深入的必然选择。美国高等教育理论家欧内斯特·博耶提出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四种学术形式，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1]大学学术即突出地表现为这四种形式，也就是说，大学学术即是对客观世界的现象与本质的探索，是对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提炼、抽象与概括，是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及传授。因此，大学学术的原本价值则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知识与理论的价值，其价值取向要求客观地反映真实的世界，即是“求真”的价值取向；二是实践的价值，要求给人类带来福音而不是灾难，这是“求善”的价值取向。
“异化”本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生物界的异化作用就是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自身的组成物质发生分解，同时放出能量的过程，这种能量有些是有益的，有些也可能是有害的。哲学上所说的“异化”，则是指把自身的素质和力量转化为与自身对立、支配自身的东西。^[2]大学学术的异化，即是学术主体的学术活动逐渐脱离学术原有的形式与价值，甚至于走向原有形式与价值的反面，并且不断地释放出负能量，从而导致大学这一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理念与价值取向上的逐步分解与离析。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我国现实大学的学术正在走向原有形式与价值的反面，在学术理念与学术价值上正发生着严重的扭曲与变态。
学术在原点上就是从“实然”出发的，所以它首先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是一个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的形成、扬弃与发展的过程。由于客观事物复杂与多变的性质，难免会造成人们认知上的错误和假象，学术研究就是要纠正这种错误，揭示和消除这种假象，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学术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科学，同时也可能产生反科学和伪科学，所以要通过学术活动和学术争辩对反科学、伪科学予以否定与批判。^[3]“求真”的学术文化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也是大学形成、发展和存在的内在根据。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和本质属性来说，“求真”这一特殊的学术文化是大学长期的历史演进、积淀而形成的产物，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及弥散性的特点。古往今来，大学都强调学术的崇高和价值，强调对知识的追求与真理的崇尚。现代大学更是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所有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主体都要为探索真理而服务，因为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教师和学生精神上的基本要求。大学学术始终承载着求真、批判、预测和启蒙的责任，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性活动，“学术性”经过大学文化数百年历史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已成为大学的文化之魂。^[4]
学术也一向从“应然”出发，它又是一个“求善”的过程，是人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或理论为价值判断的前提，去追求学术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对于人和人类的积极意义，去谋取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同样由于客观事物复杂与多变的性质，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与多样化也就成为必然，此时如果思想、观点与理论一旦出现了偏误或是人为的扭曲，“求善”的愿望也难免误入歧途。现代科学技术文明成果无论用于所谓“正义”或“非正义”的战争、暴力、威慑与欺骗等活动，应当说都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负效应，也是学术的“求善”愿望被迫误入它途的写照。大学是理性的学术殿堂，如果说学术的价值在于追求学术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对于人和人类的积极意义，那么就可以说“求真”是大学学术的前提和手段，“求善”才是目的和结果。之于教学的学术而言，即所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善人）”，这即是老一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教育的理解。这就要求大学必须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真实社会，面对一双双纯真的眼神和一颗颗善良的心灵，以“求真”和“求善”的愿望去塑造真、善、美的灵魂。所以，大学学术的使命也应当是在探索与捍卫真理的基础上来保持或唤醒人类的良知。
然而，在经济市场化、利益多样化的压力面前，大学学术正受到严峻的挑战，逐渐偏离了“求真”与“求善”的原点和终极目的。就当下而论，“功利主义学术的抬头”、“工具性学术的异端强化”和“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的产生”，即是大学学术背离“求真”、“求善”轨道的具体体现，是大学学术异化的突出表现。
 
二
功利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之命名，并由他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将其系统化，使之具备了比较完备的学术形态和理论体系。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经验论或感觉论，它从人的经验体会和肉体感受出发，认为“趋乐避苦”就是人的天性，追求功利也是人的本性，个人利益是真实的，而社会利益则是虚构的，人和人类要最大限度地去追求个人利益或自身利益。^[5]其实，对于功利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我们不能一概予以否认，就像对待科学与科学主义一样，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在过度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驱使下，人们一般只顾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如果在大学的学术研究中，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泛滥，以至于置科学、伦理、正义、责任于不顾，那么大学就难以规避短视与浮躁，面临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大学功利主义学术在当前最突出的表现：一是盲目追随政策的风向，学术则游离于自身心力所及的范围之外。受眼前利益的蒙蔽，一些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各项政策往往左右着一批大学学者的研究活动，为了引起关注、获得认可，不论其是否属于自身心力所及的领域或范围，不论其是否有能力担当，都一味地盲目跟风，追求所谓的热点问题、战略问题，这种趋之若鹜的行为结果，不仅导致了宝贵的智力资源严重分配不均甚至浪费，更可惜的是导致了部分大学学者一个接一个地沦为政策的解释者。二是受晋升、评审、考核指标的驱使，盲目追求成果的级别与数量。大学学者为了迎合那些千奇百怪的晋升、评审、考核指标，千军万马追逐项目、论文、奖励与经费的级别、档次与数量，似乎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多出、快出所谓的成果。如此，一方面导致了一些基础性问题、难点问题、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敏感问题少有人问津；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劳动或无效劳动。三是片面强调经济贡献与社会效益。在政府经济与就业指标的牵引下，经济贡献和社会效益也被盲目地纳入大学学术的考核内容，致使理性的学术被一些经济和就业指标所绑架。其实，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大学学术并不排斥以应用为目的研究，考虑学术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也无可厚非，但是大学追求的是自由的学术探索，追寻的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大学学术绝不能简单地用一些机械、刻板的指标来衡量，绝不能被外来力量所绑架。因此，建立大学组织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有效沟通方式至关重要。
学术的本质是科学性，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统一。学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一方面，学术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对学术的需求反过来也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客观上说，学术首先要解释的是客观世界的“实然”状态，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学术又作为工具去追求客观世界的“应然”状态，去追寻对于人和人类的意义，去谋求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学术也孳生出了与人类本体性相敌对的产物，这种产物又反过来占有人、控制人和支配人，这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学术”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它本义上的“求真”、“求善”的初衷，失去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失去了谋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使命，反过来却影响着对人类健康完整心灵的构建，使人的身心得不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学术”就异化成了一种纯粹的科学“工具”，这种“工具”竟占有和操纵着人的自身，去谋求实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或军事的各种企图和各种目的，以维护暂时的、护局部、短期的利益，满足少数人或某些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私欲”。时至今日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学术也同样浸染着“工具性”的色彩，出现了工具性异化的表征。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蜕变成了大学“追求社会声誉、塑造外在形象、满足教职工物质欲望”的充斥低级趣味的手段；学术被迫成为了一些大学官员甚至政府官员所必须披上的“外衣”，被一些人用于制造虚幻的“学术光环”，借以满足其政治野心；学术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粘染了“铜臭”味，被人用以谋取个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学术又被迫与学术声誉、学术权力和学术地位交织在一起，被人用以占据所谓“学术制高点”，用以沽名钓誉、满足虚荣，最大化“学霸”或“学霸团体”的利益。可见，学术的工具性异化致使学术的本质极端变态并畸形发展，且不说导致了大量所谓“学术成果”良莠不齐、真伪难辩，更为严重是使得大学教师和科学研究人员为了所谓“学术任务”和“学术成果”，疲于奔命，急功近利，致使大学这一神圣学术殿堂充斥着低俗与愚纯。因此，大学学术摆脱不断发生的工具性异化是大学学术保持生命活力的必要选择。
学术有无“曲”、“直”之分呢？人的观念和行为倾向是否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学术的本性呢？有的学者看到了这一问题，说世界上存在两种学问：一种是以求知为最大乐趣、最高宗旨的“直学”；另一种是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6] 我们知道，人虽然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但人的最根本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价值虽然也表现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自我价值应当要服从于并服务于社会价值。然而，当下的学术研究群体中，一些抛弃社会价值、过度追求自我价值的现象不断显现，这种所谓的自我价值集中体现为远离以求知为最大乐趣、最高宗旨的“直学”，极力谋求一种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学”。于是，学术便成了一些官员和学者阿谀奉承、投人所好、欺世盗名的工具和手段，其目的还是为了一己私利，以实现个人的升迁，谋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正是由于这种“曲学”的产生，导致现今大学的肌体不再一如既往的健康和纯洁，而且更为可怕是它正侵蚀着年轻学生的思想和灵魂。
 
三
大学学术异化表面上看是学术界自身问题的显露，但其所折射出的却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交织。尽管产生这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异常复杂，但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学术道德”的滑落、“大学精神”的日渐颓废和“大学与学术治理制度”的羁绊。
“学术道德”是反映和调整学术界内部及其与社会各界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用“善”或“恶”的标准来进行评价，依靠学者内心的信念、学界的传统和社会舆论来维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学术活动的主体是大学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学是开展学术活动的有生力量，作为大学学术活动主力军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其“学术道德”就是指他们在从事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处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教师与政府、社会及自然之间关系时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学术道德”是大学学者治学的起码要求，是大学学者的学术良心，其实施和维系主要依靠学者的良心及学术共同体内的道德舆论。它具有自律和示范的特性，学术道德的缺失无疑意味着学术失范现象的产生和蔓延。纵观近来年频发的学术不端事件可以窥见，学界的学术活动并没能做到“诚实不欺、言而有信”，学术信用伦理并未成为学术活动的基础，相反却使得守信者得不到鼓励，失信者无需付出代价。在现实学术活动中，一些学者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套取名利；部分学术刊物出于短期的经济利益而见利忘义；一些学术机构“重数量轻质量，讲绩效轻效果”，导致大量低层复杂；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光环”，不惜利用各种关系谋取学位、发表出版论著等。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都是学术道德滑落所导致的恶果。^[7]
“大学精神”是每所大学自身的文化特征，是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可以说，每所大学都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提炼出自己特有的大学精神。但是，以实事求是、独立和自由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精神”与以正义信仰、人格修养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应该是大学的基本精神。^[8]独立和自由是大学与生俱来的，“独立与自由”之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精髓。倘若没有了独立与自由，大学精神就将失去根基。我国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是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压迫、在民族沦丧的紧急关头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措施而开办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外生性”的，就是作为工具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缺乏主体性，缺乏主体内生的稳定的大学精神。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化的冲击，大学学术也无可逃避地沾染了市场的气息，加上行政权力的外在控制以及自身严密的科层体制和行政化倾向，至使现今中国的大学已俨然一副社会的“风向标”，社会流行什么大学就迎合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大学想办法满足什么，她们不是给社会所“需要”的东西，而是尽全力给社会所“想要”的东西，似乎已经沦为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工具，“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几乎丧失殆尽。静观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其工具性特点也非常明显。政府强大的政策指令以及外控力，造就了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特质。为了学生的就业或谋职成为了许多大学办学的导向，就业率也逐渐成为了大学办学质量和专业存废的重要衡量标准，大学教学则成为了满足政府指标化考核和社会需求的工具。德国教育家洪堡曾经说：“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9]不应以外力强加而至使其扭曲。爱因斯坦也曾说过，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不应是一个专家，而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所以，大学课程必须贯穿通识教育，应该高度重视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因为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是社会所需要的“才”，先“人”而后“才”。如果大学降格为一个功利性的人才培训机构，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服务站，大学学者则仅仅能为某个“智库”的成员，完全为外力所控制并驱使，就将完全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实质。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自由的压抑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依附于公办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属于所谓“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可否认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把学术作为神圣的志业，而是作为谋取功名利禄的职业。他们被一种强大的外力所控制和驱使，在一套看似严谨、严密的考核体系中终生追逐着功利，毕生沉迷于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体系中，以拿项目、拿经费、发论文、出专著、获奖励等这些外在的形式化的东西作为成功的标志，全然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学术的要义。不难想象，这些与现行大学或学术治理制度的障碍与缺失不无关联。从微观层面的大学治理制度来讲，行政化和官僚化是问题的症结，集“管、办、评”于一身的办学模式使得大学存在着两重依附：从外部讲，学校办学严重依附于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从内部讲，学术治理则过分依附于学校各级党政机关。因此“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自由”要想真正得以落实必然是步履艰难，学术和学术权力演化为“寻租”的工具似乎也就成为必然。从宏观层面的学术治理政策与法律来看，学术的异化致使学术腐败或学术不端，与其它领域的腐败和行为不端一样，首先是“有法可依”的问题，然后是“有法必依”的问题。然而从这两个方面看，无论是立法与司法，还是监督与管理，都存在诸多漏洞或者是错位或者是缺位，这就客观上纵容了学术与学术权力的“寻租”现象和“低成本，高收益”的学术腐败或失范行为的产生和逐步恶化。
 
四
原本“求真”、“求善”的大学学术，从开始躁动到逐利再到极端异化，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形式与价值，且渐行渐远。尽管有不少学者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并极力呼唤其理性回归，然而面对这种极端异化所释放出的强大负能量及其对学者乃至社会肌体细胞的侵蚀，更多的只是无可奈何。如何抑制这种异化并促使其理性回归，不仅需要学界的自觉，更需要政府和法制的自省与自律。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曾描绘了这样一副画卷，叫人意往神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出现更多的如下的情景：人们好不容易找到躲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的某位科学家，向他祝贺获得某项大奖的殊荣时，这位科学家回答说：有这回事吗，你们没有搞错吧?” ^[10]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我想，这幅图景描绘的是学界没有嘈杂的宁静，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的挚爱，是非功利的求真的探索，是自觉的志业追求……。或许，学术的成功就是在刻心铭骨的热爱和废寝忘食的劳作后不期然而然的。现如今，大学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加繁忙，人人都在搞研究，然而并非都是出于由衷的热爱；人人都在写论文发论文，但多是迫于考核或晋升的压力或逐利的目的，并非对出于对真知的不懈探索。学术需要学者的全部爱心和自觉的行动，任何强制性外力都只能将这一神圣的志业扭曲为逐利的工具。所以学术要回归理性，首先是培养学者对学术的真心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情怀，让学术成为学者们终生追求的志业，只要有了这种“自觉”才会有学术上的“自律”，任何试图依靠外力来获取学术成果或繁荣学术的企图最终都将适得其反。
《淮南子·主术训》有言“是故非澹漠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事学术，首先需要淡泊寡欲，看轻世俗的名利，否则无以明确自己的志向；同时还需要身心安宁恬静，否则也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过去曾有人把大学喻为“象牙塔”，以此来批判传统大学脱离现实生活，把学生隐于其理想中的美满之境地。诚然，大学当然不能成为象牙塔，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因为她背负着学术的使命，而学术从来都是与现实相通的。但是大学也不能受世俗的袭扰，受外力的扭曲，否则就必然要丧失其“求真”、“求善”的本质。而现实是，中国大学受外力干扰之大和受世俗影响之深，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殿堂，而像是一个世俗的工场，其运营模式更适合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也像是一个商业圈，逐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更像是一个官场，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学术也演变成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交织运作的产物。大学校园常常充斥着莫名的喧嚣，检查、评估、考察、表彰、演出、竞赛、展览和庆典等等，诸如此类，此起彼伏且甚嚣尘上，而似乎人人都乐此不疲。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在谈到中国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曾经说：“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也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11]所以学术要回归理性，就要排除社会的嘈杂与干扰，让官僚与市侩远离高雅的学术，还大学一片自由的天空，还学者一份宽松与宁静；让学者不为功名利禄所累，不再迁就或甘愿堕落；让大学校长摆脱世俗功利与官僚规制的羁绊，把寻回迷失的大学精神、引导大学回归高尚作为第一使命。
其实，大学学术要在根本上回归理性，单凭大学的自力是难以企及的，政府外控管理的变革才是关键，大学制度与学术治理模式的重构方为治本之策。客观上，中国现行大学制度的两重依附，使得大学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官僚机构，“官本位”和行政权力将学术的发展路径框定于行政的规制之下，严重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的真正使命，阻断了学术所必备的独立创新精神，从而也窒息了学术的创新活力。所以，变革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外控管理模式是当务之急。当前要重点解决好政府外控管理中的“四不”问题。一是角色定位不准确。政府集高校举办者、管理者、评价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习惯于“以政代教、政校不分”，政府的角色行为，既越位又缺位。二是职能转换不彻底。在管理理念上，仍然是管控和指令大于服务与指导；在管理内容上，体现为微观管理多于宏观调控；在管理手段上，常常把计划行政置于法律规范之上；在管理方式上，则表现为直接指挥多于间接引导，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往往是不当为而为，当为而不为。三是管理控制不适度。政府与大学之间是直线等级式的隶属关系，大政府小大学，大学被纳入行政序列，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大学执行政府的指令，服从政府的管理，“官府气息”四处弥漫。四是教育法制不健全。教育立法和执法体系不完善，不少制度本应通过法律加以明确，但还停留于政策或规定的层面，大学法人的性质与行政主体资格不明确，政府与大学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具体规范，大学缺少作为独立法人实体所应具备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解决上述“四不”是当下大学学术回归理性的先决条件，否则一切都将不可能成为题中之议。
从我国现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来看，其由政府决定与支配的“科层制”的组织制度本身，无处不渗透着政府的行政权力，纵横交错地分布着政府权力链延伸而至的学校行政权力，而且这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学者与学术活动无不固化于其彀中，使得大学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学术共同体”，而是一个由行政权力主导的“复杂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行政权力占据着学术场域的几乎所有空间，且始终主导着大学内部的一切学术事务，甚至包括学术组织构建、学术规则制订、学术资源分配、学术活动开展与学术评价等。由此，大学学术权力也就失去了其作为“大学及其成员自主管理学校内部事务的权力”最初的意义，在面对强大的行政意志和市场的冲击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了“学术本位”。诚然，当代大学内部管理的专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的存在与运行也是大学“双重自治结构”的根基，不可轻易丧失也不能随便予以否定，况且行政权力也必须担负起对学术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为“学术世界与所有的社会世界没什么两样，也是争斗的场所；学者们彼此争夺对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 ^[12]“权力具有天生的自我本位和无限膨胀倾向，容易被滥用。这种滥用抑或不正当利用实质就是权力的权利化和权力的非责任化。学术权力的运行也容易陷入这一怪圈。”^[13]学术权力一旦失去制衡，同样要深陷腐朽的泥潭。所以，在大学摆脱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严重依附的同时，必须建立足以体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这是大学学术回归理性的基本保障。
当前也有不少学者在谈论学术治理层面的立法问题，但多是出于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惩治的考量。因为学术活动与其它社会活动一样，任何时候都将夹杂着名誉、地位、权力与利益的冲突，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行为上的不端甚至是腐败，所以一方面要依靠学者的自律、管理上的监督以及内部制度的规约，另一方面要建立完整的法律惩治体系。但是，学术层面的立法如果仅仅局限于惩治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那么学术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其“功利性”与“工具性”的价值取向，况且逐渐丧失的大学精神也不会因为法律的严厉而重新回归。所以，学术治理层面的立法必须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为基本出发点，重在体现其“指引”、“评价”与“保障”的功能，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以及学校内部行政与学术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并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和学术行政主管部门的学术权力进行规制，对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以及大学学者和学术活动进行规范。同时要为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建构和教授治学格局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最终消除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微观管理，让学术界自身真正成为学术权力的主体。这是大学学术回归理性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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